首页 -> 2006年第7期
忆李贵同志二三事
作者：田聪明
“既然我说了不算，你们来找我干什么?”
我头一次听到李贵的名字是1966年6月。那时我在北京上学，从广播里听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的李贵被“罢官”了。印象中，他是继改组北京市委后第一个被“罢官”的省会城市主要领导人。当时只觉得李贵同志一定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加之我家在内蒙古，就在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李贵同志和直接接触是在1974年5月以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政治部宣传组工作。1974年，巴盟和全国一样，被“批林批孔”运动折腾得不能安宁。这年5月，盟委召开旗县委书记会议，被少数闹派性的头头搅得无法开下去了。正在这时，盟委主要领导因另有任用离开了工作岗位，自治区党委决定李贵同志来巴盟任盟委第一书记。李贵同志就是当地人，1915年11月出生。1936年，他在临河任小学教师时参加了我地下党组织安排的一些工作，次年去了延安。解放初曾在当时的河套行政区任地委委员、公安处长。所以，他对巴盟不仅熟悉，而且有深厚的感情。
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曾有一震，说不上是惊还是喜，只是想，这个“文化大革命”初即被“罢官”的第一书记，能够扭转巴盟目前的局势吗?
一天下午，我们几个会议工作人员正在招待所房间里下围棋，突然政治部秘书组的一位同志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说，李贵同志把造反派“顶回去了”，造反派的大字报已经把他们与李贵同志的“对话”公布出来了。于是，我们赶紧跟着出去看大字报，记得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李贵同志刚到，正同盟委有关同志谈情况，中心是研究如何搞好安定团结，把生产建设搞上去。这时几个造反派头头闯进来要李贵同志接见群众代表，听取意见，并要当即约定时间。李贵同志说，我刚到，你们可把要反映的问题告诉盟委办公室，根据你们提出的问题，需要盟委研究的，安排好后通知你们。可这几个造反派头头说不行，一定要马上定出时间。李贵同志再次说，要由办公室统筹安排以后再通知。于是，造反派头头给李贵同志来了个“下马威”，指责他对待群众的态度有问题。还威胁说，“这件事不能由你说了算”。李贵同志一听就火了，反问，我对什么群众态度不好?!并说，既然我说了不算，你们来找我干什么?……
我们看了大字报，为李贵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能有这样旗帜鲜明的态度而振奋和鼓舞。记得盟委办公室主任刘素善同志看后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这样就好干了。后来；李贵同志后来对我说，他一到巴盟就想找个机会公开向群众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想到是“他们”“帮”了他这个忙。这确实是个意味深长的“表态”，不仅向全盟的干部群众发出了一个能够扭转眼前局势的信号，而且似乎在巴盟干部群众中播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
邪不压正是普遍规律。在李贵同志和盟委的主持下，很快开完了旗县委书记会，决定盟委留下一位领导“看家”，并应付那些搞“批林批孔”的造反派头头，他与其他领导则下乡下厂搞调查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去了。
“我是1915年底出生的，今年还可以说是59岁！”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李贵同志发现制约巴盟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河套灌区土地严重盐碱化，造成盐碱化的主要原因是灌多排少、有灌无排。据此，盟委于1974年冬决定动员各级机关干部下乡，带领农民进行以疏通和开挖排水沟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建设。盟委为此成立了指挥部，李贵任总指挥，盟领导都确定了联系点。为了集中精力抓好这项工作，盟委决定将指挥部办公室从盟所在地临河搬到五原县第二招待所，从盟直机关抽调干部去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员。11月1日，指挥部正式在五原办公，我也按时到了五原。过了两三天，李贵同志要去他蹲点的五原县和胜公社，办公室指派王富祥和我等人随同。在有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参加的首次动员会上，他没有讲稿但讲得生动实在，特别是讲到秋天浇水时不少农田“大水漫灌”，还用“水从地头过，不浇意不过”来形容人们浇水的盲目性。他特别指出，当地绝大多数耕地的地下水排不出去，冬天结冰，春天土地融化，盐碱翻上了地面，到处白花花一片，患上了“水鼓症”，粘得连下种都很难。他的结论就是：要下决心搞好排水工程，降低地下水位，减少盐碱。我家就住在这个公社，看到乡亲们一边听一边点头，也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共鸣”。我们整理出简报稿后，李贵同志还把我们俩找去问情况。这是我第一次与李贵同志当面交谈。
1974年11月12日，指挥部办公室派郭建功和我去盟委康骏书记联系的临河县分子地公社。当时只能先去临河转车去公社，可到了临河才得知班车因故停运。于是指挥部决定第二天由盟委车队派车送我们。但就在这天晚上，老郭有些“神秘”地说，我另有重要事，所以他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当时，我觉得能在李贵同志任总指挥的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很幸运，是我参加工作后热情最高的时候，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些急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宣传组，可这天是机关干部劳动日，单位没人。于是中午我到宣传组副组长张全计家里，找他了解有关情况。张全计说，他只是听说这件事，具体情况也不了解。11月14日一早，我就去了政治部干部组，干部组的张秉田同志给我拿出了内蒙古党委转发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一份报告的文传，主要内容是根据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分社请求从内蒙古各盟市及包头钢铁厂、呼和浩特铁路局各借调一位同志到分社帮助写报道，时间为半年，并且要求于11月15日前报到。我那时对新闻界“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到处莺歌燕舞”等不实事求是的宣传报道十分反感因此就更加重了不想离开巴盟的情绪。于是，我提出：“不去行不行”?张秉田同志表示很理解，但说人家要求的条件较高，盟委经过慎重考虑，才把你从几个人中挑选出来，已经定了，你就去吧，反正时间也不长，半年很快就过去了。我尽管心里不愿意，但还是买了一张去五原的汽车票，托人带回行李，于15日晚赶到呼和浩特，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报了到。
我到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后，通过耳闻目睹，对新华社逐步有所了解，并渐渐喜欢上了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但心里仍然常常想着巴盟，想着李贵同志带领全盟干部群众兴修排水工程，根治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