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接收伪“满映”前后
作者：刘守华
“满映”的全称是“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1937年成立，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多来自日本，拍摄了不少所谓的“娱民映画”、“启民映画”和“时政映画”，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奴化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助纣为虐的勾当。
抗日战争时期消息虽然闭塞，但东北有个“满映”的传闻还是让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感到兴奋。在此之前，延安电影人在艰苦环境中留下了一些八路军抗战的镜头，可是由于设备简陋、人员短缺、资金匮乏，留下了诸多遗憾。接管“满映”，成为延安电影人心怡之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派人向东北挺进，随即成立了由12个中队组成的挺进东北干部团，其中第八中队就是文艺工作队。
从延安到长春，要横跨陕冀晋热辽五省。1945年9月2日，文艺工作队在队长舒群、副队长田方(曾在电影《英雄儿女》中扮演政委王文清)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在向东北挺进过程中，工作队不仅要克服行军的艰辛，还要冒着战争的风险。两个月后，文艺工作队到达沈阳城。而此时，内战阴云密布，组织决定，派田方和舞美专家许珂立即赶赴长春，接管“满映”。
两人从沈阳出发，搭上了北去的火车。火车走了一段突然停下，司机抛下乘客偷偷溜了。幸亏同行者中有几位是交通大学毕业的，他们用木柴代替煤炭，勉强让火车继续前行。直到11月下旬，田方和许珂才辗转来到长春，并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初步了解了“满映”的情况。
日本投降前，日军曾企图用焚烧大量胶片引起火灾的办法毁掉全厂。这一阴谋被爱国职工发现并及时制止。8月20日，在日本投降5天之后，伪“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留下三封遗书服毒自杀。虽然厂子当时仍由日本人管理，但片子不拍了，班也不用上了，每人发了3000多块钱的遣散费，便各奔东西，但大多数员工并没有离开，留在厂里，等待接收。
根据“满映”的情况，中共长春市委派地下党员刘建民和赵东黎来到“满映”。他们通过编剧张辛实、美工刘学尧等人把当时追求进步和靠近革命的职员组织起来，开展护厂斗争。此时国民党也在活动，但他们没有共产党迅速。9月上旬，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成立。9月中旬，“联盟”召开全厂中国工作人员会议，刘建民在会上提出成立一个公司。国民党势力马上站出来，他们已经知道刘建民是共产党，“联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他们以“当前问题首先不是成立公司，是维持大家的生活”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因为那时通货膨胀很厉害，发的遣散费大家差不多都用光了，生活上确实存在问题。有人就提出，卖设备和库存物资，以解决大家当前的生活费用。甚至主张把厂子作为敌伪财产分掉。刘建民当即反驳，说“满映”是中国人民用血汗建立起来的，任何人都无权变卖，它只能用来为中国的老百姓拍电影。
这次会议最后决定，从1945年10月1日起解散“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正式成立有实际领导权的“东北电影公司”。这时日方职员也召开大会，同意协助中方，并选出因为反对侵略战争而在东京坐过牢的电影评论家北川铁夫等三人为代表，同中方达成合作协议。中国人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公司的管理权。
厂里当时分为亲共和亲蒋两派，斗争非常激烈。此时单刀直入式的接管显然并不合时宜，于是田方、许珂换上便装，以参加工作的名义进厂。田方负责联络上层人物，许珂则深入下层工人之中，目的是团结厂内职工和技术人员，保护机器设备，防止国民党特务再度进行破坏。
时隔不久，国民党大批军队抵达东北。根据东北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吉林等城市都要暂时放弃。田、许按照上级指示，返回抚顺，与从延安来的钱筱璋和从苏联归来的袁牧之会合，伺机二进长春，以便接管“满映”。
接收工作一波三折
延安时期钱筱璋就在电影团工作，日本投降后，听说东北有一家伪满电影厂，马上向上级提出赴东北的申请，希望参加接管工作，并得到批准。上级领导批准派钱筱璋与徐肖冰先期随部队赶赴东北，做好接管准备。他们热情很高，每天深夜都在微弱的煤油灯下讨论工作计划，并起草了《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事业，建立我党电影宣传机构初步方案》。该方案分为如何接收和今后工作方针与计划两部分，详尽说明了接管方式、器材接管和人员处理、组织机构的设置等。
1945年10月，钱筱璋与徐肖冰随八路军教导团向东北开拔。到达东北时，已是严寒季节，辽西平原覆盖了厚厚的积雪，气温达到零下40度。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艰难跋涉，直到抵达在辽西郑家屯的西满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驻地，才得以短暂的歇息。时近除夕，政治部领导派钱筱璋和另一位同志设法接近长春，寻找潜入城里的机会，一方面要摸清“满映”情况，另一方面也要设法搞些器材出来，以便尽快将电影拍摄恢复起来。
东北地区当时正处于混乱时期，土匪四处流窜，极不安全。除夕清晨，两人怀揣手榴弹，冒险出发。在长春南边的公主岭，他们与不公开的地方党委取得联系，还发现了一处设有电影机构的日寇军事情报机关遗址，在室内看到了散落一地的零碎电影胶片。在公主岭呆了半个月，他们虽然找到了一位答应带他们潜入长春城里的人，但进城后的掩护工作却无法解决。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又返回郑家屯。
1946年2月，钱筱璋由南满到达抚顺，找到了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局，在这里与先期到达的田方和许珂以及刚刚从苏联回国的袁牧之会合，进一步研究接管工作。
长春当时还在敌人的控制之下，短期之内入城尚无可能性。为了防止敌人对器材的盗运和毁坏，就必须立即派人秘密打人“满映”，领导护厂斗争。任务交给了田方、许珂和钱筱璋。三人在组织部办好关系，赶紧到街上买布做便服，一番化装之后，许珂扮成西装革履的知识分子，田方和钱彼璋一身长袍，完全是店掌柜的派头。
离开抚顺，三人来到长春城外与地下关系约定的地点。此地非村非镇，只有一个供赶车老板过夜的骡马店。由于三人同时进城目标过大，于是第一天先由地下关系掩护许珂进城。但第二天傍晚，田方与钱筱璋在约定地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接上关系，两人只好进店投宿。店老板打量着他们，很神秘地做了个“八”字的手势，并招呼客人不要给这两位惹麻烦。一夜辗转反侧，既怕暴露身份，又为接不上关系着急，两人几乎没合眼，一大早就又赶到接头地点。这时，一位农民打扮的青年走过来叫他们赶快离开这里，他解释自己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侦察员，知道店里住进了自己人，怕出意外，在外面警戒了一夜。
长春进不去，田、钱两人只好又折回来。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已进入吉林，正准备乘胜直追，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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