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随斯诺访问陕北和目击红军大会师
作者：黄 华
在保安，斯诺采访毛主席之后，又采访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定了采访计划。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革命是名列前茅的采访对象。在采访洛甫（张闻天）和陆定一时，他们往往直接用英语交谈。洛甫用了4个多小时介绍了我党的理论、政治路线和当前的政策。斯诺同苏区政府外交部负责人李克农和刘晓等几位同志几乎天天见面，斯诺一有事就找克农同志商量。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斯诺提供了有关红军的各种重要数据，增加了斯诺采访报告的说服力。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黄镇、伍修权和许多红军男女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在陕北吴起镇即苏区的后勤工厂区和兵工厂所在地，在红军的后勤基地河连湾，斯诺不放过任何机会，采访工人、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了解包括女工待遇和产假等问题，勤奋地做记录。斯诺关于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也一一得到答复。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已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20多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我们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诺提议给毛主席照一张像。我们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毛主席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请毛主席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是成为中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主席像片。1971年冬，斯诺重病，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夫人到他瑞士的家中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透过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中。
离开保安前，毛主席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的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主席。这样工作三次，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在离开保安去宁夏前线的行军途中，我和斯诺、海德姆三人由一个班的红军骑兵护送。出发前，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给两个外国人各一匹马，给我的是一匹六岁口的温顺的母骡子。它很机警，不喜欢队里的公骡骚扰它，总是紧紧地跟着前面的马队走。一次，我骑在这匹骡子上，正悠闲地观看四周的风景和地貌，忽然前面的骑兵看见一大群黄羊，急忙纵马飞奔，追捕黄羊。我的骡子也紧跟着窜上去，一下子它的肚带给崩断了，我没有提防，还未来得及拉紧缰绳和踏好马蹬，早就连人带鞍子摔了下来，顺着草坡滑了几公尺远，制服胸前五只扣子全都蹭飞了。海德姆连忙过来给我检查，发现我很侥幸一点也没有受伤。由于红军非常珍惜为数很少的子弹，没有人开枪打黄羊，追了一阵就都遗憾地归队了。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张爱萍、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成武、二师师长杨得志和二师政委肖华等同志和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看到了红军骑兵上千匹体健膘肥的马队阅兵式和表演。最令人感到壮观的是伪装表演，指挥员一声令下，人、马都披上预先做好的用绿叶树枝做成的伪装，一下子人、马都变成一片绿色的田野。斯诺用他的摄影机把这些场面照了下来。斯诺详细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军事战略策略、统一战线方针和措施、俘虏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土地革命、婚姻制度、工商业政策和给养情况等等。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他直接了解和面对面采访了近百位红军高中级干部，他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感受和生动活泼的印象。他看到中国红军的领导人是知识丰富、举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论和政策、善于组织领导和爱护人民群众的英才，完全不是蒋介石所咒骂的“土匪”。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坚强、团结、守纪律和好学的工农子弟，是满怀革命抗日斗志和乐观精神的年轻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从多方面证实了红军士兵的高昂士气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真心实意的拥护。
帮斯诺做翻译，使我有机会接触所有他采访过的领导干部和战士，了解他们苦难的身世，艰险的战斗经历……由于红军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他们经常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红军指战员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对战胜蒋介石反动集团充满信心；他们胸襟广阔，不只关心当前的斗争，还关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如西班牙共和派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反意大利侵略的斗争等；他们有勇有谋，无难不克，他们对中国会打败日本充满信心；他们把人民视同亲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而得到人民的热爱拥护。真是军民鱼水情啊！在苏区人民中、在红军战士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我太幸福太高兴了！我更加坚定了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斯诺在采访中非常注重眼见为实的原则，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同时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直到西安事变和1937年初国共关系有所变化，我才改变上述做法。斯诺是一位十分重友情和诚实的人，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我的参与。顺便提一下，这时，经组织批准，我已不再使用原来王汝梅的名字，而改称黄华。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9月初，在预旺堡地区，斯诺用了近一周的时间随彭德怀和其他首长到前线采访，访问了许多战士、农民和回民。
有一天晚上，我被安排同左权同志挤住在一个炕上休息。左权是红一方面军的十分优秀的指挥员。他的枕旁总是放着一部电话，随时同彭德怀或陈赓联系，报告敌情和下达命令。他一说完话，放下听筒又能马上入睡。一晚上有四五次这种情况。我赞叹他随时能醒来又能入睡的本领，这必然是身经百战才能锻炼出来的。
我也从心眼里佩服徐海东和陈赓那样的革命者。他们的传奇故事现在已是广为人知。
1936年8月底，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我军行动方针的通报，指示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开赴甘肃南部打下一两个城市，以便迎接朱德总司令带领的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带领的二方面军同一方面军会合。此时又得知蒋军嫡系胡宗南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宝贵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