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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述论（二）
作者：郑 谦
五七干校面临的种种问题很快引起注意并被着手纠正，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一些地方的干校没有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指出“在要不要办干校和如何办干校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斗争。有的单位至今还没有办干校，有的干校劳动时间比机关还少，甚至成了点缀”；号召“领导干部带头进干校很有必要”，强调干校要办下去，要办好，要坚持办在农村，不回城市；要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不搞关门读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等等。1976年5月7日，邮电部发行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共三枚），图案为“认真读书”、“生产劳动”和“插队锻炼”。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及其各种“新生事物”都被人们以新的眼光加以审视。五七干校也不例外。1976年底，中央领导正式提出“要办好各级党校”的问题。1977年4月，中央又提出：“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都要分期分批举办干部读书班。五七干校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党校和干校都应该长期坚持，认真办好”。这种党校、干校一起办的局面立即使干校的地位矮了一截。各种报刊上有关干校的文章骤然减少。虽然此时囿于“两个凡是”的禁锢，干校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但各级党校的恢复使它受到了质疑。干校是作为“旧党校”的对立物出现的，是在批判“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中产生、发展的。党校的恢复不能不使干校处在一种十分尴尬、被迅速冷落的境地。
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大潮兴起后，“两个凡是”的藩篱顿时瓦解。当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报道，称为了加强和提高教育、科研工作，保证教师和科技人员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业务，北京、上海市委分别作出决定，不再抽调大、中、小学的教师、干部和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劳动。同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六分之五”适用于一切科技人员》的评论员文章中说：“党中央反复强调，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中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批评有的单位指定科技人员去五七干校，或分配各种与业务无关的劳动任务，“影响了他们对业务的钻研，对科技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亟需纠正”。文章针对“科技人员就不要参加劳动锻炼了吗？”的质问，尖锐地批评说：“这样提出问题的同志，实际上至今还不承认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在他们头脑深处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扛锄头、抡大锤才是劳动。因此，他们看到科学技术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科技工作，就认为是脱离‘劳动’。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思想。他们还不懂得，科学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正是一种劳动，而且是艰苦的劳动。”
五七干校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一旦社会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它便窘态百出。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的消息中，正式提出：“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
五七干校当初提出以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为己任。一些曾在干校生活过的“五七战士”，每当忆及这段生活时也都无限感慨。实际上，真正具有典型意义和突出特点的是五七干校的前期。后期的、比较正规化的干校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干校参加短期轮训的在职干部往往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已不可能对它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
五七干校成立之初，尽管报刊宣传中对它充满了美好的描述和热情的歌颂，但这并不能使第一批“五七战士”振作起来，因为他们都因此失去了在职干部的身份。但也有例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严重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躲避单位里无休止的斗争、批斗，反而希望离开城市，到农村、到干校以远离漩涡，求得安宁和解脱。与那些因“问题严重”而继续留在单位里被审查的人相比，“到干校的甚至有一种被从轻发落的感觉”，老作家陈白尘在听到自己已被批准去干校时，竟“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初期的五七干校的确笼罩着一层“与工农相结合”、“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一类理想主义光环，不同于城市、机关的生活也使各类干部受到震动。柳河干校经验中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放羊娃的老干部重新拿起放羊鞭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天下还有多少放羊娃、穷苦人没有解放呵！我怎能革命胜利了就享清福呢？今天赶着羊群爬山涉水，越走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近，越走越觉毛主席亲。”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表示，在干校“打掉了‘娇’、‘骄’二气”，“增加了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己原来“不懂工、不懂农的状况”。郭小川也曾被干校的生活所激动，他在诗中热情地写道： “走在‘五七’路上，就像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畅游。”“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浪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不能说这些感情都是虚假的，确实反映了学员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认识。
以上这些只是五七干校的一面，1970年柳河干校的参观学习小组在中办干校参观时看到了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在田间，遇见不少学员，他们都身着短裤，戴着草帽，穿着背心，或干脆光着膀子，身上披着一块白布单。他们身上晒得黑黝黝的，确实已和见到的江西老表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些人多数年龄较大，见到外人只是笑笑，缄口不语。就是主动攀谈，也不多说什么。”1975年仍滞留干校的郭小川再也写不出对干校的豪迈赞歌。他在诗中写出了另一种豪情：“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受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智清醒，大脑发达”。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书言事，批判江青等推行的极左路线。
五七干校逐渐远去了。但它却在中国一个特定的人群——干部、知识分子——中，留下了一段复杂、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一言难尽、挥之不去的记忆。在这里，他们曾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在炎天烈日的盛夏和朔风凛烈的数九寒冬艰苦劳作，备尝艰辛；他们或牧牛，或放羊，或饲鸡，或养鹅，或当厨，或采石，或筑路，或盖屋，或伐木，或栽秧，或收割，唯独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他们集体住在简陋的房舍中，集体吃饭，集体劳动，过着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以“五七战士”自称或相称，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实现了平等；他们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在昏暗的灯光下写检查和大批判文章，揭发批判别人或被别人揭发批判；他们屈辱、惆怅、无奈、苦闷、彷徨、怀念，有着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和难言的辛酸和苦涩；他们与家人天各一方，魂牵梦绕，愁肠百结，思之黯然，“一见家书便似痴”（吴祖光）；他们虽然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但仍然动辄得咎，“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沈从文）；他们因有知识而被轻贱和蔑视，有的自称干校三年与鸭子“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因为“只有鸭子从没骂过我”（陈白尘）；他们也曾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收获欣慰：“小试翻天覆地手，白茅换作稻满湖”，歌颂“五七道路宽又广”（臧克家）；他们或沉醉于迥异于城市的农村风光，“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王世襄），像隐士般恬淡超然和豁达，或像战士般激情豪迈：“满腔热血，鼓荡着我们革命情怀的飞舟”（郭小川）；他们中的多数人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仍欲振作精神，有所进取，继续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沈从文）；他们中一些人在逆境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不落井下石，不揭发别人以求自保，不怨天尤人，泰然处之，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坚信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一些人并未因艰苦的生活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渴望，在劳作之余读马列，看毛著，求新知，在与农民、农村的直接接触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这种经历成为他们后来工作中的明显优势；一些人在这所“大学”里实践学习，他们没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人”，却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
“念也‘向阳’，怨也‘向阳’”（阎纲，当年他在文化部咸宁向阳湖畔五七干校下放劳动）。这种复杂的心境和感情，可能比较符合多数“五七战士”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也比较接近对五七干校的评价。毕竟，用一种色彩描述五七干校是远远不够的。
历史已经证明，五七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是失败的。但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不是无的放矢，它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忧虑是深刻的。当然，对这些问题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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