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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述论（二）
作者：郑 谦
五七干校不仅担负着干部“下放锻炼”、“重新学习”的任务，也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通过干校既要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群关系），又要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甚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已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干校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张扬的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对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的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态度可以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来概括。自近代以来，这种主流传统受到激烈的挑战。章太炎把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表示怀疑，挑战精英主义传统。他从道德标准出发，根据职业区分，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五四前后，“劳工神圣”之风在中国激进的知识界劲吹，19世纪俄国那些穿起粗布衣走向农村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先进的知识分子讴歌“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李达），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李大钊），表达了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在这些激进变革的思潮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出现过某些偏颇。有的用理想化色彩描绘农村和农民，把农村当做净化心灵的道德之乡和精神高地。“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们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一些人在推崇“劳工神圣”和民众社会力量的同时，“把劳动和劳工的概念理解为体力劳动或工农劳动者”，因而在尊重工农劳动者的同时，又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对“念书人”的鄙视。“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读书的，而是“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这些话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所说：“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要做鞋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中，在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的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成功地解决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形势、任务的根本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随之与时俱进。“革命从城市转入了乡村，有一个是否看得起农民的问题；革命胜利了，转入城市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有一个是否看得起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虽几经反复，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在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失误，是产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源。“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错误发展到极端。知识分子不仅在实际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更在民间被戏称为“臭老九”，成为“再教育”的对象。
长期的宣传使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一种“原罪”意识，有人甚至被一种道德自卑感所笼罩。一些文化人默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认为知识分子确实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再教育”的理论。反之，一些人以“大老粗”为荣，在知识分子面前，只要亮出“大老粗”的身份，就自觉高人一等，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作为这种错误的派生物，在认识上否认脑力劳动具有劳动的性质，轻视或贬低理论、文化以及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轻视、贬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劳动，直至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比反智主义更极端的虚无主义论调。与此同时，把体力劳动甚至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作用绝对化，把艰苦奋斗歪曲为苦行主义，希望以贫困落后的农村抵制城市舒适生活对人们的腐蚀；认为沉重的、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具有改造知识分子的天然功效，蕴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尽源泉；仿佛这种苦行具有一种反修防修的神力，而贫穷则成为保持道德纯洁、精神高尚的载体，成为“继续革命”的动力……诸如此类的认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把社会分工、三大差别、官僚主义等等问题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和觉悟问题，而这个道德问题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艰巨的体力劳动，通过城市乡村化、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才能解决。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这些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与实践。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些科学思想被严重歪曲了，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五七干校及当时的许多“新生事物”，只有放在这些背景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五七干校的衰落
1969年至1970年，各地五七干校相继转入培训在职干部，干校开始由初创阶段进入轮训阶段。1969年8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制定出在职干部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规划，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学习；各级五七干校可采取长期和短期两种培训形式，分期分批轮训干部。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五七干校创建以来的成果，总结了办校的经验，要求充分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发展方向，把干校长期办下去。会议还指出，当时干校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机关实行“三三制”，干校主要是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机关精简，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干校，有的正着手轮训在职干部；一种是单位撤销，全部人员下放到干校。随着“斗、批、改”任务逐步完成，干部陆续分配，干校根据需要适当调整合并，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分期分批，一般每期不少于3个月。学习期间，还要以干校为基地，实行学校与插队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各地干校的参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中，极左思潮受到批判和遏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的境遇有所好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七干校初期的一些极端做法有所调整，环境有所宽松。大部分建校初期来到干校的待分配干部或返回原单位，或重新分配工作；干校成立之初参与领导班子的各种“宣传队”陆续撤出；学员的主要成分已是在职干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干校的生产、生活条件已有较大改善，许多省、市级干校盖起了教学楼和礼堂。一些干校为保证学员的读书时间，缩减了生产规模，招收了青工、农工，建立起专业生产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在办学方针上，对看书学习更为重视，强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著。与此相适应，干校的组织结构有所调整，除原有的生产组、后勤组、政工组外，又设置了教学组，配备了专职教学人员，学员队与专业生产队分离，生产、教学不断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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