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穿越古今的旅行：哲学家任继愈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任继愈:孔子有句话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古代的立就是位子的位,“三十而立”就是说,孔子说他30岁时要找到自己的岗位,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搞文化､搞教育,他一辈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文献整理,一是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也要考虑自己的位置｡从我们国家来说,经济走在前面,文化是后来跟上去的,不会太超前｡你看汉朝的汉武帝时期国力最盛,武功文治都很好｡但汉武帝是第四代皇帝,此前几代皇帝做下准备才会有这样的高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
记 者:您觉得文化繁荣的高潮还在后面?
任继愈:还在几十年以后吧,至少20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对外国的东西还不十分了解｡留学出去的人,他看见的是流行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
记 者:以往的历史经验也给您判断未来提供了一个信心｡
任继愈:要不是走那一趟的话,认识没那么清楚,也没那么坚定｡苏联垮台以后,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就倒了,最后轮到我们的时候,我就坚信,中国跟他们不一样,肯定不会是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个｡
培养爱国思想的最好途径是阅读历史
“爱国”与“历史”是任继愈经常向年轻人谈起的两个话题｡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在任继愈的嘴边｡
他回忆说,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对某个人作评价,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评判标准｡任继愈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培养爱国思想的最好途径是阅读历史｡任继愈常引用美国南北战争名将罗伯特·李将军的名言奉劝时下的年轻人:
“人短暂的一生里,所见到的大多数是悲惨和苦难,是卑劣和失望,为了对人性,对人类的前途保持信心,所以必须读史｡年轻人一定要读史,读懂历史,才能感觉自己活在今天的幸运!”
任继愈:当时我的几位老师都是一些忧国忧民的人,蒋介石飞机来接都不愿意去,因为觉得国家指望不上他｡
记 者:是熊十力､汤用彤,还有冯友兰吧?
任继愈:还有郑天挺,好多,都是不走的｡
记 者:他们商量过了吗?
任继愈:也没有商量过｡自己考虑,反正都是不走｡
记 者:您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危机意识强吗?
任继愈:现在最缺的是历史教育,我们在骂日本人的时候说不要忘记历史,可我们自己却在忘,我很担心｡南京的学生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地点在哪里,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历史非常值得讲｡有些国家一讲就讲到外国去了,美国讲他们的历史,讲200年以前就讲到欧洲去了,或者讲印第安人去了,没它的事儿｡只有我们能一直讲我们自己的历史,成功的､失败的､犯过错误的,多得很;英雄人物､ 克服困难的､ 年轻有为的､创造发明的,太多,太丰富了｡学习历史非常要紧｡
我们可以考虑“恢复”科举,
不考科举的内容,
但是那种形式值得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1961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全国许多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五十年来,这部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成为新中国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
记 者: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了解,多源于您那一套《中国哲学史》｡那套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
任继愈:不过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有它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局限性｡那时候普遍认为资产阶级的坟墓掘得快差不多了,列宁信心更大,他认为就要掘成埋葬资本主义了,这就把共产主义看得太容易了｡我们的领导人也有这种想法｡我记得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上,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说,你还年轻,能看到共产主义,我们都不行了｡当时领导层认为共产主义来得很快,后来的“大跃进”跟这个认识就有关系｡
记 者:现在我们的社会问题很多,您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任继愈:现在的潮流是走现代化,这个没错｡我现在担心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抓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抓普通教育,抓九年以前这一段,这样以后才有希望｡
这个问题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就看现在博士生的论文,我觉得论文的质量正在往下滑坡｡冯友兰说,我一个人只能带一个学生,带两个就很费劲｡因为在那个特定时候,你自己要先捋一遍看看,指出重点是什么｡我最多的时候带了四个博士,方向是一样的,而且是把他们送走以后再招新的,不能太多｡如果四个学生的方向不一样,教起来就费时费力,这是手工业的方式｡可是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让这手工业一下出产大量的产品,非有废品不可｡
记 者: 您觉得应该是继续用手工业的方式带博士呢,还是找一个新的工业化的方式?
任继愈:可以采用自学的方式｡自学的话就没有人限制你,天才也可以出来｡现在学校的考试靠记忆,政治课就是背,这怎么行?我觉得办大学也可以由多方面来办,不一定靠国家｡我还有一个想法,可以考虑“恢复”科举,我们不考科举的内容,但是那种形式值得借鉴｡
毛泽东说,你回去找个
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
1942年至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研究,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任继愈:我为什么研究宗教呢?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到汉魏以后就研究下不去了,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佛教｡佛教我没接触过,知道得少｡可是宋明理学家都是搞佛教的,所以我决定要开始研究佛教｡
记 者:当年毛泽东找您谈话,是怎么谈到这个问题的?
任继愈:他问我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几个?我说佛教就我研究,别人都不研究这个,都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这个东西得研究,又问我研究福音书的有没有?福音书是基督教的,我说还没有｡那研究道教的呢?我说,也不是很多｡他还问,北大哲学系当时有多少人啊?我说师生有500人吧｡这么大个系怎么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他说,你回去找个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我回去跟总支书记说这事儿,书记就批评说,咱们这么多老教授都没有找助手,你找什么助手?不能破这个例｡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有好多工作要做的话,有个助手会做得快一点｡后来我就自己出钱找助手｡那个助手一直陪我好多年,成立宗教所以后,这个人还在帮我｡后来胡乔木当了社科院院长,随便问起我的助手怎么样?我说是我自己找的｡他说那怎么可以呢,公家给你派一个助手｡
记 者:到那个时候,都是您自己掏钱请助手?
任继愈:是啊｡我感觉现在一个不够了,家里又请一个,还是自己出钱｡
我们过去学马列学到什么程度,
简直是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