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历史尘封的哲人
作者：章立凡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有的人是要日进有功的，有的人则翔而后果。
这或者也是改良者与革命者的一个分点。
过者皆不当。
——张申府《续所思》一二五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王光祈、陈愚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活跃人物，曾琦、李璜、恽代英、李大钊和我都是其成员，经常借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我在学会刊物《少年世界》上发表过文章，该会分裂前四川人居多。
民国六年我在北大肄业时，胡适刚回国。我到他的宿舍（马神庙西斋）中初见。我在《少年世界》上谈过美国的情况，有些情况胡适还不知道，我们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午饭都忘了吃。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 “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我和汪敬熙也是该社成员。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有一天津南开学生（名字不记得了）也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 “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茗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建党退党：从革命回归学术
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
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
——张申府《续所思》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共产党之事。他回忆说：
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这也是他父亲张濂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申府先生曾对我说：“家中人以父亲对我的影响为大。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时就好了。我在京时，有一次在柜子上用小纸写了一个‘碧’字。父亲某日看见，问母亲何人所写，母亲答长崧（我的小名）写的。父亲颇为赞赏。我十二、三岁时，某日早晨醒了，父亲对我说，希望你将来出国留学。 我一直记着这话，后来做到了。”
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述史实在申府先生的《所忆》及其他党史著作中都有记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申府先生还回忆了国共合作时的其他人物：
民国十三年我到广州，在黄埔军校负责口试学生，并为苏联教官做翻译。当时邓演达是教练部副部长。他很好学，并希望把国内的名人都罗致来，曾提议“要想法子把郭沫若请回来”。谭鸣谦（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与我在中央党部认识的。抗战期间又在重庆遇到。孙荪荃后来与谭平山结婚。在广州还认识了陈公博，三十年代我在清华任教时，陈应学生之邀去演讲。后来我到上海，和他一起办了一所私立大学，陈担任校长，许德珩任教务长。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
“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共产党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中共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责任编辑 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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