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历史尘封的哲人
作者：章立凡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美是一切事理的标准。
而忘为人生最大目的。
柏格森说，要活不得不有所忘。
岂但如此，要快活便更不得不有所忘。
——张申府《续所思》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二十世纪80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 我那时对老先生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二进院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关夫人此时已患半身不遂，行动不甚方便，但目光是锐利的。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聊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一位知识分子能保存下这么多书，真是令人羡慕。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那时还不时兴“口述史学”的名词，但我后来做的事，也是这个路数。
我大体上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像《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邃密求真：从数学转向哲学
数学是科学的规范。
哲学是学之学。科学利用厚生。哲学正德明伦。
——张申府：《所思》（其一）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1912年顺天高等学堂停办，申府先生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翌年又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他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是我叔叔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同学，他注意到我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就特意给我以指导和提携。记得有次冯在一个讲演会上讲演，看到我也在听讲，便叫着我的学名说：“张崧年，你来讲讲。”以后他又鼓励我报考北大数学系。
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未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逻辑这个名字，自从民国元年（1912）读章行严（士钊）先生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我已经很熟悉。同时也读了些严几道（复，又字又陵）自己的译著。所以我以后所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称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说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1912年给《民国报》投稿时，他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古人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欢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当时于佑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泼辣的文章，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也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上，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短期工作。
翻开老先生早年所著哲学随想录《所思》，开卷便说：“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简洁的文体如同一本白话版的现代《老子》，充满着辩证法的睿智。这本薄薄的小书我读过不止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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