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司马璐其人其事
作者：张林冬 田子渝
这样，我们多半去马义处与之交往，尽量不让他到报社，以免碰到领导我们的许涤新等党内同志。我们故意标榜《自由导报》与民建会（海燕是民建会的发起人、民建会重庆分会的负责人）的关系。海燕与他闲扯与其身份有关的工商界和报刊公开报道的事情。马义也有几次到报社来，都被我挡在过道上。
在马义的住处，有一个中年人与他同住，朝夕相处，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此人不怎么说话，只是在旁边听，偶然插上一两句有关版面的话，以致我们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长相也非常模糊。
马义在回忆录亦有意回避了这个人。正是这个人的出现告诉我们，马义与国民党特务的关系非同寻常。全国解放后，我们知道了这个人的确切名字和身份，他叫陈兰荪,是国民党军统(保密局）渝区组长兼党派科长，那时的公开身份是《人民周报》的编辑，专门从事新闻界的特务活动，以后担任《新华时报》编辑部主任。《新华时报》是军统办的一家以反共为目的的报纸，之所以取这个报名，就是专门与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对抗，混淆视听。
自由导报社积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参加民主运动，被国民党查禁，制造了封禁《自由导报》事件。1946年旧政协开会期间，海燕与李学民是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新闻处的负责人，每天都要发布消息，对国民党反动政策打击很大，国民党特务对《自由导报》更是恨得要死，多次在协进会开会时扰乱会场。在旧政协开会期间，特务们还制造了沧白堂等事件。
1946年1月24日，马义突然来报社，坚请海燕、李学民和我吃晚饭（不是像马义说的那样，是海燕要请他吃饭。那些天，人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功夫请他吃饭）。当时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碰巧这天晚上协进会没有会议，为了敷衍他，我们还是答应了。
吃饭地点是国泰电影院对门的爱伦餐厅，吃毛肚火锅。海燕这个人从来不修边幅，剃一个光头，穿一件长袍。那个时期男的一般都穿长袍，穿西装的多半是有身份的人或有钱人。李学民西装革履，皮鞋擦得亮锃锃的，很有点派头。当时我有8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我们三人走进饭馆时，马义早等候在那里了。
这个饭馆在最繁华的闹市地段，但厅的面积不大。我进去时发现没有什么食客，而周围却坐着或站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正像电影中的那些打手形象，我警觉起来，用劲踩海燕和李学民的脚，他们已有觉察，但都不动声色，仍然谈笑如常，品评菜肴的好坏。我可没有那份闲情了，一边用眼睛狠狠地盯着马义，一边心里想如何摆脱这个局面。吃完饭，我们四个人一起出门，马义在门口就和我们告别走了。我们三人刚走到国泰电影院门口，突然路灯停电，十多个穿着蓝色呢子中山制服装的人，一下子围了上来。
四个人夹着李学民。他们大概以为老李穿得这样洋气，肯定是苏东。
“干什么！”老李大喊起来。
“奉命逮捕，识相点。”
“我是陪都各界协进会新闻记者。”
“你干得好，老子正是拿你！”特务们见老李反抗，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上。一个暴徒将他压住，朝他的头、腰又是一顿乱打。老李的后脑袋被刀划破。
老李大喊：“特务打人呀！”路上群众喊起来：“特务打人！”暴徒扬言：“奉有命令，警察不得干涉！”警察要他们出示公文，他们才在人群中呼啸而去。
一个特务要拉我走。我挺着大肚子，拼命扯开嗓门大叫：“流氓欺侮女人啊！”赖着不走。周围老百姓都围拢过来，有的人责骂那些特务。我乘机脱了身，连跑带走地往七星岗方向去。
新华日报社在七星岗莲花池有一座二层楼的房屋，是专供记者住的。我径直走上二楼，碰到汪琦 （刘白羽的夫人，在延安就认识，时任记者，有时也到《自由导报》来走走），我将我们出事的经过告诉她，说海燕和老李下落不明，请她速报党组织。汪琦说海燕已来过，正去打电话同各报社记者联系，请记者到现场采访国民党特务行凶的新闻消息。我心里这块石头顿时落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海燕趁他们抓李学民时，很快跑到停在街对面的汽车后面，特务以为他是往前走的，跟着追上去，巧遇停电，没抓到人。海燕绕到小汽车后面，摆脱特务后，迅速去报社报告情况。
当天晚上，海燕向王若飞作了汇报。王若飞指示，利用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要海燕赶快去找老李，先到法院验伤，取得“官方”伤单，以“毒”攻“毒”。
我回到林森路母亲家时已是夜里11点了。父母赶忙起身，看我疲累而紧张的样子，忙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事。我悄悄叫醒了大妹林枫和小妹林雪，要她们速去中正路看看报社有什么动静。
一会儿妹妹回来说，报社街面上很安静，不像有什么事情发生过。我正准备再去国泰电影院看看，海燕扶着老李走了进来。老李伤势不轻，我问，验了伤没有？海燕说，验过了。那一夜，我们三人就在母亲家中我住的一间小房间里商讨第二天的对策。大家情绪愤慨，谁也没有睡意。
第二天，《新华日报》登出了《自由导报》工作人员被打的消息。27日下午，政协陪都各界促进会在迁川大厦招待新闻界，请李德全女士主持会议。李学民因伤重住在医院，由人在会场代为宣读他写的控诉书，说明我们应《人民周报》马义之约晚餐，出门就被特务殴打之经过。海燕和我分别报告马义请客与特务逞凶情形。
当场，章乃器、陶行知、胡子婴、刘清扬等谴责国民党罪行，要求实现“言论自由”的诺言和惩凶。联系到最近促进会在沧白堂召开群众大会时，特务多次扰乱会场的情况，新闻界一致要求当局制止这种暴行。事后，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宝粹、徐崇林等相继到医院慰问李学民。
在记者招待会上，马义没有出现，但陈兰荪以《人民周报》记者的身份为马义辩解，声称《人民周报》宣扬“民主、自由、进步”。海燕当场驳斥，说明“事实不是那么简单，马义这种幕后指使与他公开言论相反，值得民主界严加警惕”。
第二天，马义跑到我们报社，罗叔章正在里屋谈话，我怕他闯进去，推说海燕不在，把他挡在过道上。他哭诉：“我是真正主张民主、自由、进步，李记者挨打的事，不是我干的，你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问题，今后我怎样做人呀！”
我厉声地说：“你真卑鄙！事情有那么巧合?你心中明白，要取得别人信任，看你以后的行动。你不要再来这里了。”我把他赶了出去。
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马义。
假民主，真反共
这件事情马义绝对脱不了干系。第一，吃饭是马义请客，餐馆是他订的。而特务们的行动也是有组织、计划的。那么谁通知特务的呢？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知道陈兰荪是军统特务的身份，他负责的《新华时报》攻击我们是延安抗大的，是“二排共匪”。在重庆只有马义（中共办事处的同志和我父母除外——笔者注）知道我从延安出来，陈兰荪对于这方面的情报，最有可能从他那里获得。
第三，陈兰荪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人民周报》是宣扬民主、自由、进步。我们已经知道陈兰逊是军统特务，这就有力地说明他们宣扬的“民主、自由、进步”只是幌子。
第四，陈兰荪主办的《新华时报》说海燕是民盟的（根据什么不清楚）。马义的《中共历史的见证》也说我们是民盟的，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参加民盟。这就不打自招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泄漏出来。
1949年，马义来到香港。他故伎重演，在回忆录中说，中共对他在香港的“围剿”是在《华商报》上发表了骂他的文章《马义救主》。这是马义抬举了自己。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党还没有闲功夫去“围剿”他，这是海燕等旅港进步文化人士自发组织的一次“围剿”行动。
那时我们正在香港办《周末报》。一天，作家秦牧告诉海燕，马义到了香港。海燕觉得应该揭发他，让他真实面貌在香港见见阳光。于是他提供资料，秦牧写了《马义救主》的杂文。1950年初，胡希明搜集了马义在香港活动的一些资料，由海燕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在《周末报》和《快乐报》上发表，揭露他的假民主、真反共的面目。
应该指出，马义到现在还标榜自己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迷惑了一些到海外的大陆中青年学人。标榜“民主”、“自由”的马义做了些什么呢？无论是《斗争十八年》，还是《中共历史的见证》，对国民党的反民主的独裁专制统治都没有加以谴责。他之所以将第一个回忆录取名为《斗争十八年》，亦表白得很清楚，他是与中共斗争18年，而不是与独裁的国民党斗争。这又从一个侧面与陈兰荪相呼应，对他主张“民主”、“自由”的真实的目的作了准确解读。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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