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司马璐其人其事
作者：张林冬 田子渝
“老朋友”马义及其“回忆”
我最初知道马义这个名字是看到他编辑的《中共党史文萃》，了解到他曾到过延安，仅此而已。20世纪80年代，我及苏姐（苏姐，即张林苏，又名林萍。浙江奉化人。1936年9月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1937年到延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边区抗战剧团教育科科长、鲁迅艺术学院办公室秘书、中央社会部科长、中共黑龙江道理区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笔者注）少年时代的朋友阎明（杨明）移居香港。2002年9月，司马璐与戈扬（戈扬，本名树佩华，笔名洛文。江苏海安县人。早年入江苏镇江师范学校。1941年参加新四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战地记者，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岗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笔者注）结婚，香港《争鸣》登载了这条消息，并附有照片，阎明立即将文章寄给我们，才发现司马璐即马义。
马义我们太熟悉了，是“老朋友”了，他的两次回忆录都提到我们。看来苏姐在马义的心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他写道：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人前面，有一种高贵之感。
苏姐在延安叫林萍，她的公开身份是边区剧团的干部（不是演员），实际上她是西北保卫处的保卫员，负有特殊使命，主要任务是了解一些到延安来的可疑人员，通过接近，设法搞清楚他们的真实面目。马义那时在西北青年救国会，是她了解的对象之一，所以我到苏姐处，苏姐一再叮嘱我，马义有问题，不要和他多接触。
马义常去苏姐的住处，并在那里认识了杨明，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了与杨明的交往。在延安，我也是在苏姐那里认识马义的。他长得矮小，一米六左右。人长得尚清秀，脸上的白麻子十分显眼。他操一口苏北话，对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很能献殷勤。
马义的回忆录有许多错误，有的是记忆造成，有的是不了解情况，但大多数是出自反共的需要。我们与他的交往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马义在《斗争十八年》中，他通过第三者的口吻，写道：
……李苇泉后来在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均系民盟盟员）的枪杀案以后，又对我说：
“你如果在那次中韩文化协会的枪杀案中被打死就好了，说不定新华日报还为你出特刊，追赠你一个民主烈士呢！”
“你以为这次李公朴、闻一多的事，都是共产党自己干的？”我问。
“当然，绝无疑问，政府做这样的事自讨苦吃，犯不着。共产党就不同了，他们认为杀一个人可以造成政治影响，又是一种政治教育。况且被杀的或者本来就是他们认为有了问题的人，死后再为他们出特刊，开追悼会，送殡，又是政治……”
“你说得太刻薄了。”
“说我刻薄，好，你等着瞧吧。”他说完就扬长而去。
果然，不多一个时候，我又有事发生了。有一个民主建国会的朋友田钟灵（又名苏东，后来在香港办过《快活报》，现在大概在广州）请我吃饭，我很谨慎，我说：“不必客气了，我请你吃便饭吧。”
我们就约好青年路“爱伦餐厅”，届时他又带了一个叫李新民（应是李学民——笔者注）的朋友来，吃过饭，我们就分道扬镳。岂知第二天我打开《新华日报》一看，赫然一个大标题，就正是说为了我请客，李新民途中被人打伤，幸好李新民溜得快，不然他做了“民主烈士”，我也做了凶手嫌疑犯，中共的阴谋又是一箭双雕了。
从前后文看，马义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说明《自由导报》记者挨打事件是共产党干的，反而嫁祸于他。
52年后，马义又重新提起这件事，不知是马义觉得在戈扬面前不要太露骨，还是觉得自己制造出来的天方夜谭太可笑了？他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作了“修正”：
中共“资料”说我“参加民主同盟，因搞小组织活动被除名”。事实刚刚相反，我是因为要发展民主同盟的青年运动大组织而与中共发生正面冲突的。那时我对共产党的朋友，基本上还是友善的。但我逐渐发现，我能“容共”，而共产党已经绝对容不得一个异己。他们的方法，一是孤立，二是打击，三是造谣。
我有一天和几个民盟朋友吃饭，我们彼此道别以后，那几个民盟朋友就和别人打了一架，我无法证明是谁的错，但是第二天《新华日报》报道说，几个民主人士和我在一起以后，就被国民党特务打了。有些我尊敬的民主人士私下告诉我，中共警告他们：“马义（司马璐）是托派，是国特，不能和他往来。”而同时也有接近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要我小心，因为有人说：“马义是共产党。”
对照马义的两次回忆录，不难发现，他才是造谣者。在后一次回忆录中，他将自己打扮成共产党的朋友，是共产党不容他，而把自己以前将《自由导报》记者挨打事件说成是共产党制造的删掉了，这就不打自招承认自己的第一次回忆是造谣。
前一个回忆录写于1952年，那时因朝鲜战争，西方掀起了反共反华高潮，马义当年对此并不回避，声称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共战争”。有鉴于此，他不惜将历史歪曲，将这个事件嫁祸于共产党；52年后，他改变了说法。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对。我是当事人，有责任将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事情的真相
要说清这件事，首先需要交代我和爱人田海燕在重庆是怎样与马义见面的。
194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的王若飞指示海燕，办一家从工商界角度谈民主的刊物。
当时在大后方办刊物，必须向国民党内政部申请登记证，才能合法地发行。而申请登记证，非要与国民党有一定的关系者才能得到批准，这对我们来讲是十分困难的。王若飞指示我们登报征买无力出版的刊物的登记证。于是海燕就用“田钟灵”的名字在重庆《新蜀报》刊登征购广告。应征者很多，海燕和李学民商量后，选中了《自由东方》这个杂志。他们从该刊负责人马义处购买了登记证，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将《自由导报》与《自由东方》区隔清楚。我没有参加交易，因此没有与马义见过面。
1945年11月17日，《自由导报》第一号出刊。这时王若飞让中共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来领导我们，编辑部组成人员都是老许决定的，海燕是发行人，我以“苏东”的笔名为主编，李学民任经理，杜国庠（守素）任总编辑，编辑邵荃麟、勇龙桂。
一天，我手头正拿着一捆《自由导报》向外走，突然在楼梯上碰见马义，我们双方都很惊奇。我打过招呼后请他坐到过道上的办公桌旁，他问我怎么到重庆来。为了迷惑他，我说吃不了延安的苦，将父亲是宪兵司令部少将的身份抬出来，说是我父亲要我回来，介绍我与四川青年工业家田钟灵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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