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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红楼梦》
作者：陈 辉
戎马倥偬读红楼
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就酷爱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与贺子珍谈到《红楼梦》时，称赞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认为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许多书都丢了，但仍保留着一部《红楼梦》。他曾说：“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革命家”。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要有 “良好的艺术技巧”。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毛泽东以此动员文艺工作者要下一番苦功夫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中去写出优秀的作品。
1938 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贺龙嚷着：“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瞅了瞅徐海东，问道：“海东，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徐海东说:“《三国》看过，《水浒》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过。”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说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来。
1949 年初，国民党战败求和，提出以其军队有确实保障为和平谈判的前提。毛泽东用《评战犯求和》一文予以反驳：“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在革命战争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毛泽东从《红楼梦》里读到了封建社会精细的历史，并将其视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以此更深入而理性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指导中国的革命。
屡借红楼论时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阅读更加频繁。其藏书中有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刻本、平装本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且评价极高。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提到：“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据李锐回忆，1958年南宁会议后，他奉召到毛泽东丰泽园住所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稿，上卫生间时，看到一张方凳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线装《红楼梦》。可见毛泽东对此书颇为喜爱，不离左右。
毛泽东多次引用《红楼梦》里的故事来评议时事：用林黛玉的话“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给东风、西风赋予政治上的含义；用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说明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用丫环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来说明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从《红楼梦》里读到了封建社会的变迁兴亡、家长制度的分裂，透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把握其反映的社会实际。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说道：“《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1961年12月2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毛泽东认为《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作品相比，对女性的态度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小说里，许多女性要么是封建道德的化身，要么是性的化身，其性格是贫乏单调的。《红楼梦》里面的女性才真正表现为人、社会的人、美的化身，女性呈现出真实而又丰富的性格。
毛泽东一反前人的看法，将典型反映封建社会阶级对立关系的第四回视为全书的总纲。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道：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重视评判新红学
随着对《红楼梦》研究的深入，红学研究领域的各种观点也不断争鸣、激烈交锋，红学家俞平伯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李希凡与蓝翎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评价红学。他们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就俞平伯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自叙传说的“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不符合《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典型解剖意义；强调“色空”观念，抹杀了曹雪芹在小说中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批判的意向；“钗黛合一”的观点，调和了宝钗和黛玉对立的意识形态；“怨而不怒”风格之说，歪曲了《红楼梦》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用这篇文章，但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1954年9月号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后由《文艺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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