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当年紧跟苏共批判南共的历史真相
作者：高 放
宣传部负责人的弗·德迪耶尔在1969年出版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一书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接受1948年6月28日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的决议，从而同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起对南斯拉夫人表示谴责，这一消息使我目瞪口呆。对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态度，我还能够向自己解释，它们正在同本国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它们极其需要苏联的援助；但是毛泽东这样轻易地放弃了每一个国家有权走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项原则，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中国同志又怎么能屈从于1948年的这一可耻的决议呢?这项决议的矛头不仅是对我们南斯拉夫人的，而且是针对中国革命本身赖于发展和胜利的那些原则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达洲译，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58—259页)
连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都难以理解的这个历史之谜，我以为当今不难解开。造成当年我们党紧跟苏共和情报局批判南共的历史原因，主要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共中央1948年还在河北山沟里，1949年刚迁进新解放的北京城，正忙于取得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处理建国初期的各项内外事务，没有参加情报局的活动，对苏南关系的详情了解不多，同南共少有直接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偏听偏信情报局的决议。况且情报局的决议是在八国共产党的代表讨论之下集体决定的。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内部情况。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五卷本时，曾经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的同志搜集、翻译了一批新史料。其中有一篇1948年5月底南共代表与中共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会晤的资料，由华夫译自南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德迪耶尔编的《1948年文件集》第一册。这份资料说：“有一天，从布拉格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和我(即德迪耶尔本人)接待了他。他问，在哪些方面有争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把我们所有的答复都给了他，并仔细地向他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看待争论的实质的。他一直注意地听着，用中文记了差不多满满一笔记本，点点头就走了。韦利科和我都很高兴。瞧，中国共产党对争论感兴趣了，那就会有某种事情出现，他可能成为不使冲突激化的调停人，甚至可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见高放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从这份历史资料可以看到，早在1948年6月情报局作出批判南共决议的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已经得知苏共与南共之间有争论，于5月间派人经过布拉格到贝尔格莱德向南共中央了解双方争论的问题和实质。当时南共中央对中共中央能起调解作用是抱有热切期望的。现在已无法查清中共中央派去的这个年轻人是谁，他后来是如何向党中央汇报的。总的说来，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是难以全面了解苏南双方争论的详情，难以充当调停人的，6月间情报局就公布了谴责南共的决议。
第二，中共中央出于对国际共运全局和大局的考虑，出于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利发展前景的考虑，从战略与策略两方面着眼，当时只能也只好紧跟苏共批判南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共运获得很快、很大的发展，东欧七国即波、捷、匈、罗、保、南、阿都已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走上了人民民主的新道路，欧洲、亚洲、美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都壮大了力量，正在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苏共和苏联当时在国际共运和国际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共产党与苏共有分歧，要抵制苏共的大党主义，必须从全局与大局出发，十分讲究斗争艺术。正如毛泽东于1957年参加莫斯科会议后对南共领导人卡德尔所说：“奉行与苏联争吵的政策，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很多方面也不同意宣言(指《莫斯科宣言》)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要在那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制造麻烦呢?你们经常断言，你们不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为什么不承认?事实上，我们也不承认这种作用，但是我们的政策仍然是宣布承认。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而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毛泽东接着说：“另外，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的一桩公案》一文中说：“斯大林听信贝利亚等人的挑拨离间，把南共党、铁托说成是叛徒，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这是按照赫鲁晓夫1955年访南时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是因为铁托于1948年1月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以抵御希腊反动派的入侵，同时南、保、阿等国还准备成立巴尔干联邦，这使斯大林大为震怒。随后铁托一直抵制斯大林。毛泽东曾赞扬“铁托是铁”，而斯大林的俄文原意是钢。热铁硬要撞裂钢，势必雷声轰鸣，火花四溅——笔者注)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待苏联、苏共及其最高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方面是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的。由于中国在1948年至1949年时还非常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48年5月毛泽东曾准备亲自访苏，9月还电告斯大林因有众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拟于11月赴莫斯科。1949年1月米高扬访华会谈之后，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访苏与斯大林会谈)，再加上当时斯大林心存疑虑，怀疑毛泽东是不听使唤、另搞一套的铁托第二，至少是半个铁托，所以当年中共紧跟苏共积极支持情报局反对南共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从思想根源来看，当时紧跟苏共批判南共，还由于中共中央在理论上对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对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有局限和偏颇。本来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内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难免有不同见解，理应平等友好切实探讨，各抒己见，以理服人，通过实践检验再进行修改，不应该把各党之间和党内不同观点随意上纲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可是如上所引，当年中共中央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却把南共党内发生的事情看做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是“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刘少奇的文章把南共捍卫南斯拉夫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斥责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尽管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已就1948年的批判对南共代表表示歉意，可是1958年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还认为：“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走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道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当时同意和支持了这次批评。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二次决议则是错误的，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后来撤消了这个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5月28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理应是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可是自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却形成苏共和苏联充当领导中心、指挥中心、统治中心的不良传统，哪一国哪一党敢于抵制苏联和苏共的不正当干预，经常被斥为反苏。当年我们党也受这个传统影响，所以也随声附和批判南共。由于以上这些思想观念长期难以纠正，以致1957年以后我们党从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都转向“左”的方面，使中国的内政外交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遭到重大损害，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切不可忘记。
唐朝诗豪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留下佳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只要我们善于以史为鉴，治好沉疴宿疾，焕发生机活力，国际共运就必能迎来繁花似锦的新春。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