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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拟发特区货币的前前后后
作者：周溪舞
发行过自己的货币。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曾发行过边币；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东北流通券、华北有华北的货币、中原解放区有中原的货币。但同时大家也看到，当时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流通、交换都比较简单，不但不用跟国际市场接轨，甚至也不需要和国内市场接轨，因此当时和现在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
对发行特区可能带来的风险议论比较多的有三条：
一是认为“多币多弊”。当时深圳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人民币、外汇兑换券、港币。发行特区货币后，如果不能代替以上三种货币，一个地方就有四种货币同时流通，必然会造成金融秩序紊乱，增加金融管理的困难。另外有人还担心特区货币会对人民币造成冲击，对全国金融管理方面的影响不能不认真考虑。
二是要准备金，就是要为发行特区货币提供外汇储备或者是黄金储备。深圳当时曾设想，发行相当于1．5亿美元等值的特区货币，按照当时深圳经济特区的实力，是拿不出这笔准备金的，因此要求中央三年内给予相应的外汇额度，三年后外汇自求平衡。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发行特区货币外汇平衡是个基础，但特区货币究竟要发行多少，三年内每年给多少外汇才够，都要搞得非常清楚。如果中央给予外汇额度后，经济特区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外汇能够平衡还可以，如果靠中央不断地补充外汇，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
三是金融风险问题。开始有人提出特区货币实行联系汇率制，准备和港币、英镑、美元、日元四种货币挂钩，加权平均制定出汇率。但以上四种货币中任何一种货币出现波动，都会牵累特区货币。后来国务院特区货币研究小组提出，特区货币实行独立的汇价制度，采用一揽子浮动汇率，以人民币汇价作为依据，不同任何一种国际货币挂钩，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但是，如果国际金融炒家有意来炒作特区货币，也会影响到深圳特区的经济稳定。
现实条件不同也好，历史条件不同也好，各种风险也好，大家的议论最后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深圳能不能发行特区货币，关键是能不能把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能不能做到外汇收支平衡有余、能不能和国际市场接轨、能不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特区工业经济的“爬坡”
为发行特区货币做准备，深圳市成立了一个金融改革工作小组，由于副市长分工的关系，由我任组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罗显荣和市政府财贸处处长肖少联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
发行特区货币的决策权在中央，发行权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要做的事，主要就是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发行特区货币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
根据中央的要求，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在1985年全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提出一个口号：“过好两个关和爬好一个坡”，具体来说就是“特区要过好金融改革和二线管理两个关，爬上由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这个坡，使特区工作更上一层楼”。他所说的金融改革，就是指发行特区货币。
为了贯彻这个任务，我在1985年4月24日的全市工业工作会议上做了具体部署，提出“狠抓提高，奋力爬坡，使特区工业更上一层楼”。
我分析了当时的工业经济形势，经过1984年一年的奋斗，深圳工业在发展速度、洽谈引进、企业投产、产品开发、经济效益等五个方面都开创了新局面。1984年，深圳工业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已经大量增加。
我提出在发行特区货币后，如果深圳的外汇长期不能平衡，有些企业就会玩不转，因此，要以外汇平衡为起码要求，促使特区工业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我们不仅要求外汇平衡，还必须把保持发展速度、引进先进技术和外汇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只顾高速发展，不管外汇平衡，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只顾引进先进技术，不管外汇平衡也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只管外汇平衡，不管发展速度，不问技术先进程度，只要多搞来料加工，多办事实上是来料加工性质的外商独资企业就可以办到。但三者不能有机结合，就达不到办特区的目的，发挥不了特区应起的作用。问题的艰巨性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形象化地叫做“爬坡”。
中央和省要求经过三年的努力，即从1986年到1988年特区要爬完这个坡，实现这个转变。
从特区当时的工业基础和中央、省给我们的政策和支持来看，经过三年的努力，特区工业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个转变的。
当时我们为测算外向型工业发展的程度，制定了一个指标，就是看在当年的工业总产值中，打入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的产值所占的比例。我们还掌握一个高新技术水平的指标，就是在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品占的百分比。我们用以上两个指标观察工业结构的质量和经济走向。
当然，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经济导向，不仅仅要看工业，还要看金融、物流、商贸问题，是一个总体经济形态，但是工业毕竟是一个核心问题。
深圳市限额以上的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1980年为8444万元，出口产品产值不到2％。从1985年提出“爬坡”，当年出口产值达到30％以上，到1986年就超过了50％。此后几年虽有波动，但大体上都占50％左右，直到2000年才突破60％。从百分比来看增长幅度似乎不大，但是由于工业总产值高速增长，基数不断加大，增长的绝对数是相当可观的。应该说从1986年开始，深圳的工业已经逐步形成了外向型的格局。
但是，1986年以后，关于发行特区货币的议论却越来越少了。
1986年春天，谷牧在北京就经济特区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谈到，深圳流通三种货币，原来准备发行一种货币——特区货币，但这个问题太复杂，即使解决了深圳问题，也不等于解决其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再推迟一段时间来解决。
1989年2月，中央有关领导来深圳视察，指出特区货币仍要研究，这是中央最后一次提及特区货币问题。
深圳始终没有接到不发行特区货币的正式通知。特区货币这个词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不是不可能，而是没必要
特区货币终未露脸，我认为，不是不可能，而是没必要。实际上，特区货币的构想是与特区的定位相随相生的。
特区的定位问题，其实也就是特区采取什么模式的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曾经考虑过采用“自由港”模式。
所谓“自由港”(特别关税区)，也就是通常说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一线”是指深圳和香港的分界线；“放开”是指海关放开深圳和香港之间出入口货物关税的政策。当时设想，除烟酒、高级化妆品、少数机电产品按特区海关规定纳税外，其他商品一律免税自由出入。随着放开一线，人员出入会更方便，资金出入也会更方便。“二线”是指特区和非特区的分界线，通常叫做特区管理线。“管好”指的是，通过二线海关的商品，一律按照全国海关统一规定的关税纳税。
按照当时的安排，发行特区货币要和“放开一线、管好二线”同步进行，是和“自由港”模式相配套的。
后来，经济特区没有实行“自由港”模式，中央赋予经济特区更加明确、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即经济特区要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实际上就是要求经济特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示范作用。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显然办特区并不是只为了解决一个省、一个市的经济发展问题。当时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说过：经济特区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即使再增加几倍，对全国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经济特区要起一个枢纽和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即通过特区把国际上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向国内辐射，把国内的商品向国外辐射。
现在我们回顾：经济特区不采用“自由港”的模式，而是采取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允许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在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也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做试验场，以起到示范作用。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是正确的。如果特区的历史使命只是通过实行特殊的政策，再造几个香港，其经验显然无法向全国推广。
不采用发行特区货币的办法，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金融改革，逐步和国际惯例接轨，解决当年在货币方面所碰到的问题。经过实践的检验，这也是正确的。
经济特区模式的探讨也好，特区货币问题的探讨也好，都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过程中曾经提出来和认真研究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在经济特区20多年来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借鉴与创新的交替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对经济特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深圳经济特区后来没有采用“自由港”的模式，以及最终没有发行特区货币，都不是因为办不到，而是因为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发展路子。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成功，全国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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