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切为了国家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钱伟长：是，我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够忠于美国呢！
记 者：当时您毫不犹豫？
钱伟长：毫不犹豫，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回来就是为中国服务的。
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
1952年，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教育界开始全面照搬苏联模式，而欧美教育体制浸润培养的钱伟长，在各种场合对苏联教学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坦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了教学必须和科研相结合、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等主张。
但是这些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代大潮相冲突，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为了回应各方的责难，1957年1月，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1957年6月，在大鸣大放中，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位民盟人士对当时的科学教育体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刊登了这些建议，即《对科学体制问题提出的几点建议》。这篇文章把这批耿直敢言的教授们逼进了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中，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被打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唯一幸运的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使他保留了教授资格。
钱伟长：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所以还给工资的。我这右派是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假如没有这个我就到北大荒去了。
记 者：也就是说，当时您还算是一个受优待的右派？
钱伟长：这是毛主席保的。
记 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您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钱伟长：很大变化，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
记 者：当时在学校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您在做些什么呢？
钱伟长：我右派做我该做的工作。当年中国跟苏联在珍宝岛打仗，我们的坦克顶多只能走几十公里，再远走不了。因为我们坦克的电瓶用铅酸电瓶，4个铅酸电瓶。坦克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力很大，4个铅酸电瓶只能启动15次，然后电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坦克打打停停是经常的事情。
记 者：那时您想到了要给坦克搞一个更有效的电池。
钱伟长：我们想法子自己做高能电池。
记 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您原来学的力学专业。
钱伟长：都不是。我就找化学系搞普通化学的教师，几个教师都同意跟我一起搞。
记 者：后来做的结果怎么样？
钱伟长：一样大的一个电瓶就足够2000回发动。我们把它放在汽车后头，就可以从清华大学开汽车到天安门再回来。它的能量很高，所以我们叫它高能电池。
记 者：您不担心做不成？
钱伟长：我不管，我什么都敢做。我这个人就是干一样学一项，所以我学的东西多。回国以后我干过十几桩事情，不同专业，所以有人叫我万能科学家。
记 者：万能科学家？
钱伟长：就是骂我嘛。
记 者：那您怎么反应呢？
钱伟长：我不理，你爱骂我就骂我，我还是坚持。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当“三钱”中的另外两位正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着贡献的时候，作为“大右派”的钱伟长也没有沉寂下去，他成了一名“地下科学家”，在之后的8年中无偿地为许多单位和个人提供技术咨询，化解了当时国内建设亟需解决的100多个技术难题。但是后来，这种校园里的地下科研活动也不得不被迫中止，1968年，这位已经55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钢，以炉前工的身份接受劳动改造。
钱伟长：炉前工很苦的，那个棒棒是52公斤，晓得吗？一般人拿不起来，我就拿不起来。那时我就想，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炉前工的棒棒拿起来。我是学力学的，我就想，把一头放在地下，一头拿起来，不是省了26公斤吗？
记 者：这时候力学的原理在这里用上了。
钱伟长：我把棒棒一头拿起来放在一个架子上，再到另一头去把它拿起来，这个高度跟炉子高度一样，就只需往前一捅，这不很省事吗？工人说很好，谁都没想到架子。好家伙，十个炉子三班倒，每个炉子前头做一个这个，大家都舒服。我变成一个发明家。
30多年过去了，许多和钱伟长一起工作过的首钢工人都已经退休，但是直到现在，钱伟长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段无法忘怀的记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的热处理车间，钱伟长的科学创造力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此外，他还和工人们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当时还有一批清华大学年轻的教师和钱伟长一起来到首钢，他们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水平的。那时作为右派的钱伟长已经不能再上讲台，但就在这个车间里，工人们却破了一次例，钱伟长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记 者：我听说有一段时间学校还让您到南方去参加劳动改造，结果首钢的工人把您留下了。
钱伟长：到江西鲤鱼州去。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病很厉害的地方，清华去了800人，北大去了800人，晓得吗？
记 者：当时首钢的工人是怎么留下您的？
钱伟长：首钢的工人好呀！他们说，你们不是说钱伟长没改造好不能回去啊，那我们就不放。因此我就没有去江西鲤鱼州。
我是爱国的，
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
1972年，尼克松来华访问。中美关系好转带来了两国交流的热潮。当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组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英、瑞典和加拿大四国，“三钱”之一的钱伟长被周恩来选入出访之列。但是代表团团长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钱伟长在出访的过程中有可能出逃国外，便以无法保证钱伟长回国为由拒绝让他参加代表团。见此情形，周恩来毅然换掉了代表团团长。尽管如此，直到出发的前一天，钱伟长还是没有得到出国访问的消息。
钱伟长：第二天早上8点半代表团就要走了，周恩来一问，说钱伟长还没来啊？后来周恩来火了，特地派秘书专门乘辆车到清华大学找我去。一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没办法了，说他现在在首钢劳动。周恩来的车子又直达首钢，我那时还是炉前工，就这样我穿着劳动服就去了。
记 者：您当时还穿着劳动服，这怎么出国啊？
钱伟长：周恩来妙得很，说这样吧，别的没有办法，我把几个秘书叫来。他有几个秘书，中间有个秘书穿的服装跟我尺寸差不多。他就让这个秘书脱下衣服给我穿。我穿着他秘书的衣服，后来发现还不行，为什么？鞋子很差。我的鞋子破，劳动人穿的鞋。周恩来一看，说我穿的鞋跟你差不多，你穿上试试。我穿他的鞋正好。后来周恩来说，我觉得还是不行，你这样，今天晚上就到我家去。我在他家洗了澡，吃了晚饭。
这一次我去那么多国家，不只是没有不回来，而且是立了功的。因为去的人很少英文像我这样，我的英语很好，什么问题都能讲。譬如在美国访问快结束的时候有个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你们中国最近有什么创造？他明知我们没什么创造。
记 者：故意难为你。
钱伟长：故意难为。后来我回答很好，这个在中国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我说一个国家不论怎么创造，能团结起来，什么事都能干的。像中国这样，这是我们对全世界的创造！我这一回答很多外国人都鼓掌，鼓掌很厉害。我到处都是这样对付的，我决不让外国人占便宜。我这人就是这样。
记 者：我看到有些报道说，很多科学家听了以后都落泪了。
钱伟长：是啊。我是爱国的，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团结起来，强大起来。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成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1983年的一天，已经70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国家教育部规定，超过60岁不允许再当校长。上海市副市长汪道涵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身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 者：所以您到现在还当着校长。
在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20多年的时间中，钱伟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使上海大学从一个原来只有800名学生的地方院校，发展为目前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在2003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然而已经94岁的老校长对此并不满足，他现在仍然致力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强调“我们的改革重点是拆四堵‘墙’，它们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在新著《论教育》一书中，钱伟长指出：“教育涉及面极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我们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就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自由度、更大的学习自主权，活跃学校的学术氛围，为培养无师自通的人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从壮士到暮年，钱伟长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的振兴必须依靠教育，而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有实践经验的人，是要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为了这个目标，他说这个校长他要一直做下去。
钱伟长在一生中涉猎了很多不同的专业和领域，做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颇有微词，说他是万能科学家，似乎并没有自己的专业。钱伟长本人倒是并不介意，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