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延安交际处忆往
作者：杨黄霖
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国民党联络参谋的随员藏在被子里的钥匙和床下放密电码的箱子。
我们拿到钥匙去配时，金城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动作要快，一定不能让人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千万不能暴露自己。”
我们很快配好钥匙，紧接着，领导决定用调虎离山计，以创造机会让我们抄写密电码。
金城派联络科长周韧把国民党联络参谋及其随员请到杜甫川去春游和野餐，派我带领招待科成员抄写密电码。另外，金城还派一支人马在从春游野餐地点到交际处的沿路，大约每1里路布一个“烽火台”——便衣岗哨。如果发现春游人员开始返回，“烽火台”上的便衣岗哨立即要一个接一个跑步传话，接力报告“敌人”行动的信息，以便家里的我们立即收摊，不给对方留下任何痕迹。那时工作条件艰苦，没有步话机、对讲机，更没有手机，金城只能发明布置了这种“烽火台”，以便最迅捷地接力传递消息。
金城又召集了杜维、陈基等同志，大显烹饪手艺，为这些春游者做了烧鸡、酱肉、卤鸡蛋和点心，还带上了我们交际处“足食园”自己做的梨子酒等饮料和几条大生产运动中自己织的毛毯。周韧和联络科的同志，陪他们到流水潺潺的延河边，吃饱，喝足，躺在河滩上晒太阳，尽情地享受明媚的春光……
那一天，当客人们出去春游以后，我们招待科的全体成员，在金城直接指挥下抓紧时间开始了紧张的战斗。我们顺利地开锁，打开皮箱，果然，一本用白线钉好的白色纸张的密电码本出现在眼前，我们如获至宝！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我们只好把本子拆开分成几份，由冯明德、李思文、任敏坚和我等几个同志，每人抄一部分。既要求抄得准确，绝对不许抄错一个密码！又要求抄得快，抓紧分分秒秒；还要求抄写整齐清晰，以便我们的译电员用来准确破译敌人的电报。这个工作多么让人紧张啊！
我们几个人在一间事先准备好的房子里紧张地抄写起来，其中冯明德字写得最好，而且抄得最快。直到“烽火台”岗哨传来了客人们已经酒足饭饱，踏上归程的信息，我们才收集好拆散了的密码本，整理整齐，又用同样的白线将密码本缝好，照原样放入皮箱并锁好，将皮箱送回床底下。接着，我们又把房间收拾干净，锁上房门，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由于密码本很厚，过了两个星期，金城又安排周韧他们陪国民党联络参谋及其随从去看平剧（京剧），而我们又在家里紧张地抄写密码，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密电码的任务。
枣园的同志利用我们窃取的密电码，成功破译了国民党联络参谋跟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我党的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依据。例如：尽管蒋介石三次电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料到毛主席真的会到重庆。后来毛主席突然决定飞往重庆，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毛主席为什么敢于赴重庆参加谈判呢？这就鲜为人知了。今天实事求是地讲，这其中有交际处窃取密码本的功劳。正是依靠交际处窃取的密码本，枣园的同志破译了重庆谈判前夕国民党重庆——延安之间的来往密电，从而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社会部曾为此专门对我们进行了表彰。
忠诚与尽责的金城处长
金城是一位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他在交际处这一十分复杂的环境里，做了大量友好接待工作，同时又领导我们对进来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为工作的性质，一直默默无闻。正如罗青长在金城逝世时所说：“金城同志生前是无名英雄，死后仍然是无名英雄。”
在我印象里，金城对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记得有一次在接待处院子里聊天，《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挑衅说：“你们交际处还有‘接待狗’啊？”金城立即回答：“我们交际处，人来人接待，狗来狗接待！”只言片语体现了他的斗争艺术。
金城对朋友热情、诚恳，坦诚地交心谈心。到过延安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如丘琮、邓宝珊、续范亭、张冲……都能跟他倾心交谈，有的还成为至交好友。张冲后来还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金城对自己的同志非常关心、爱护。记得有一次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带着第二任老婆，从前线一二九师回到延安交际处，我们派了一个保姆关淑珍给他们带孩子。结果周励武调戏关淑珍，被关淑珍打了两个耳光。金城找周励武谈话，严厉地训斥了他，叫他给关淑珍赔礼道歉三鞠躬后，才饶了他。
金城组织观念很强，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凡遇到比较重大的问题，他都及时请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八路军叶剑英总参谋长等领导人。对于领导的要求和指示，他都是不打折扣地执行，并及时向交际处工作人员传达，从不拖拉推诿。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来电报说英国的克里普斯夫人要访问延安，请交际处做好接待工作，并特别叮嘱克里普斯夫人吃饭要求清淡，应当尽量满足她的习惯。金城连夜召集我们开会研究接待克里普斯夫人的计划。结果克里普斯夫人对伙食非常满意，顺利完成了访问延安的计划。
交际处是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的地方，那时我们在交际处工作的同志，都能经常亲耳聆听到领导同志的教诲。他们有时事前通知，有时是想来就来。那时上下级之间没有太多等级界限，首长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更没有警卫森严的阵势。毛主席常常说来就来了。有一次，金城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那里去开会，大门口的警卫班打电话说：“毛主席来了！黄科长（我当时已升任接待科长）你快下来！”我急忙从山上下来迎接。我陪着毛主席上山去看客人，他边走边问我情况，“金处长在哪儿？” “他到林老那儿开会去了。” 又问：“客人们每天能吃上肉吗？”“能吃上肉，小灶每顿四菜一汤，有时还能吃上鸡，现在大生产以后，伙食好多了，还能吃上大米饭和白面呢。” 毛主席很满意，又问：“交际处订了多少报纸？”我回答：“只订了一份《解放日报》。”毛主席说：“要多订几份报纸，还要订咱们出的杂志，也要订外面的报纸（指国统区的报纸）。”毛主席又问：“现在交际处住着什么客人？”我一一告诉他住在交际处的民主人士。毛主席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看山下，又抬头向山上看了一看，指着脚下的山路问：“这条路是谁修的？”“这条路是金处长带领我们工作人员自己修的。” 毛主席说：“修了路是好事。可是，为什么修成一条直路？不修成‘之’字形的路呢？这条路直上直下，你能走，金处长也能走，我也能走。你们想没想过，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走起来，直上直下，多么费劲，弄不好要跌跤的，应当把路改成‘之’字形的才好……”那天晚上，我向金城汇报了毛主席关于订报和修路的意见，金城听了以后，第二天就带领我们把山路改修成了“之”字形。从此，老人们上山下山就省力多了。接着我们又很快解决了增订报刊的问题。
现在回忆起来，在交际处的那一段工作，是我成长进步最快的时期，领袖的教诲，金城的言传身教，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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