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延安交际处忆往
作者：杨黄霖
鲜为人知的是，延安交际处还是我党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作为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无名战士，一个亲历者，我已84岁，深感有必要在有生之年把这段史实真实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参考。
延安交际处情报工作的缘起
也许有人会问，交际处是一个接待单位，怎么会搞情报工作呢？这是被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我党的一贯主张，然而当时的现实是：一方面，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被逼抗日，承认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不仅克扣军饷，封锁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磨擦，甚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政府还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延安派遣特务、搜集情报，甚至跟随进步人士来延安的人员当中也被安插了特务，例如跟随邓宝珊将军来延安的记者当中就有特务。我党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交际处在广交朋友、盛情接待八方宾客的同时，不得不对混杂于宾客之中，披着宾客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国民党军统等派系派来的特务，进行必要的或明或暗的斗争。
1942年，我从西北公学毕业后，边区保安处调我回去。保安处周兴处长先找我谈话：“你从公学结业了，学习成绩不错，现在派你到交际处去工作，任务很重要，今后王凡领导你，交际处金城处长也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侦察科长王凡也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交际处的情况很复杂，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参谋，本来是让他们向国民政府反映我们党和军队如何抗日、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和群众打成一片，反映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困难等情况的，可是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徐佛观、郭仲容都是军统特务。郭仲容本该派往贺龙领导的一二○师，但是金城同志请示叶剑英总参谋长，叶总参谋长认为国民党跟我们搞磨擦很厉害，暂时不让他们去。他们带了几个随员就住在交际处，还有电台。徐佛观是少将参谋，地位高，跟陈诚关系好。他们在延安搜集情报，搞特务活动，所以决定派你到交际处去，你的工作是招待科员，任务是管理招待人员，了解联络参谋的动向。金城同志是在上海、香港等白区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很有经验，你今后就在金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情况也随时向我汇报……”我去了以后，王凡经常来交际处了解情况，周兴也来过多次。
我到交际处以后，才知道这里的情形确实很复杂。交际处是一个招待外来宾客吃喝住行的单位，但实际上工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对工作人员要求很高，既要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善于执行我党政策策略，又要机智灵活、应变能力强。
交际处担负的情报任务很重。上级给交际处派了一个警卫班，在大门口站岗放哨。金城又叮嘱传达室，每天出入的人员都要认真记录，夜晚出去的人员更要记录出入的具体时间。为此，交际处在传达室的纸窗户上安了一块玻璃，这在物质条件困难的延安，是很难得的。后来，为了加强交际处的工作力量，边区保安处还给交际处增派了一个秘密盯梢组，在交际处门外一带活动，由我直接领导。
金城特别重视做国民党联络参谋及其随员的工作，周励武、徐佛观等国民党联络参谋由他直接负责，我和交际处招待人员则负责和报务员、译电员等随员打交道。
金城让我跟招待人员一起，和国民党联络参谋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日夜留心他们的活动。那时交际处的招待人员，同时又是精干的侦察员。经过金城的培养教育，他们不但政治上坚定，且都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素质比较高，举止文明礼貌，谈吐文雅，为客人服务很热情周到。有时国民党联络参谋故意把钱或金戒指“掉”到地上，企图来腐蚀利诱我们的招待人员。但是招待人员在扫地时，捡起了他们的钱和物，立即如数还给他们，不受他们的引诱和利用，还把情况及时上报。招待人员都经过训练，每天把国民党联络参谋房间内的废纸都从字纸篓里捡出来交给我。我把那些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从中知道他们的动向和关注点。在整风时期，我们有一次发现，他们在一篇《解放日报》社论上又圈又点，在“小广播是敌人的义务情报员”这类句子下边画了重重的红圈，由此我知道他们正从我们报纸的社论中分析出我们党内正在进行的整风审干工作。我每天把得到的情况都向金城汇报，并向王凡报告。
圆满完成窃取军统密电码任务
交际处圆满完成过很多上级交办的情报工作任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是窃取军统密电码。
当时，国民党联络参谋同重庆方面经常有电报往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窃听设施，只好让招待人员用耳朵窃听，并强记下来他们“嘀嘀哒哒”的电报信号，然后把这种信号报告给枣园社会部七科专门管收译电报的同志。但是我们盯了一个月，枣园的同志仍不能收到他们的电报，怎么办呢？我们的心里非常着急。有一天，我到金城房间里打电话，没料到从听筒里传来了“嘀嘀哒哒”的发报声，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发电报的声音吗？十分清晰，我屏住呼吸，注意倾听，直到声音完全中断为止。我高兴极了，立即报告金城。我们马上把招待人员找来问：“他们刚才是不是在发电报？”“是，他们刚刚发完报。”招待人员确认了这一事实。我喜出望外，立即把这一发现由王凡报告给枣园的同志。枣园的同志给我送来了一台收报机，秘密地放进了我的房间里。后来，每天只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一发报，招待人员就来通知我。我和枣园的同志架起收报机，军统特务跟重庆的电报就被我们清清楚楚地收到了。金城和我都特别高兴。
可是，电报信号虽然都收到了，却没有密电码，无法破译，怎么办？新的困难又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个时候，边区保安处为了加强窃取密电码工作，曾调王再天和刘坚夫来交际处工作，情报科长李启明和王凡也经常到交际处来，和金城一起研究工作。后来经上级领导批准，决定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电码本，由金城担任这一特别任务的第一线总指挥。
这个行动从1943年夏天开始，延续到1944年春。经周密研究，我们把行动确定在一个国民党联络参谋回重庆去汇报工作，交际处只剩下另一个联络参谋和译电员等随员的这一段时间内。当时交际处有三个科——联络科、招待科和行政科，均在金城统一指挥下，明确分工，从处长到厨师，再到警卫班，来了个总动员。每个人的工作职责和步骤都十分明确，大家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金城要求我们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
但是，开始时，有的同志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生硬，搞得交际处空气紧张。国民党联络参谋们把密电码本随身携带，随时提防着我们。
金城反对这些简单化的做法，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告诉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互相结合，用公开工作为秘密工作做好掩护，特别强调了服务态度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要求每一个招待人员保证做好客房的清洁工作，每天打扫房间，太阳好的天气勤洗、勤晒被褥。金城还亲自征求客人对伙食的意见，和客人商定菜谱，如有客人对某一个菜不满意，可以换菜，叫厨房另做。客人对伙食非常满意。机关里开舞会、开晚会或者看戏，原本是不请客人参加的，但这时金城让我去请客人来参加，当然也请国民党联络参谋和他们的随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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