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葛洲坝十年
作者：魏廷琤 汪文庆 刘一丁
修改设计和复工
因为周总理把具体修改施工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长办，所以当时林一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会议情况，让我赶快准备，弄出一个工作大纲来。这之后不久，林一山眼睛生了黑色素瘤，先是在北京同仁医院，后来到上海华东医院手术治疗。这样，修改设计方案的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了。
1973年3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讨论通过了由我们起草的修改初步设计的工作大纲。
通航问题是葛洲坝工程建设当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4月，由周总理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商定，中国组织了一个大坝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大坝和船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机械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一共10个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严恺，我是副团长。我们10个人在美国呆了8个星期，跑了13个州，看了已建的和在建的26座大坝和船闸，以及设计科研单位、大学、工厂、实验室。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从俄亥俄河整治开始，美国修建船闸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其改善内河航运最主要的办法，而且非常安全，不会出事故，不会造成客货运量降低，不可能造成河流断航，是非常有效的改善天然河道的重大措施。这时候，通过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给了我们一套田纳西河上尼卡加克工程改建的船闸完整的设计图纸，通过海运寄给了我们。我们回来以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致意思是说，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参考美方经验都可解决，修建葛洲坝船闸在工程技术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说，这次考察对我们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起了积极作用。
1973年夏，张体学在北京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叮嘱别人：葛洲坝复工莫忘了通知他。葛洲坝工程停工以后，张体学就病了，在北京医院查出患有肺癌。到美国考察以前，我和林一山、刘书田、廉荣禄、王京5个人去医院看他。我们一进门，还没有和别人打招呼，他就说：老魏你来了，眼睛怎么样？我说：眼睛好多了。他说：葛洲坝靠你们了，好好干，一定要干好啊！我说：张省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葛洲坝工程干好。他又说：我1970年批评你，批评错了。我说：你不要在意这事，身体要紧，安心养病，我从美国回来再向你汇报。但是我从美国考察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他就去世了。张体学人是很好的，襟怀坦白。周总理主持葛洲坝工程座谈会开完后，他回去原原本本做了传达，而且湖北省委做记录，一直下发到了基层，周总理批评他的话，一句也没有漏掉。实事求是地讲，没有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大力支持，没有张体学的积极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丹江口工程、葛洲坝工程都很难干成。当然张体学也有局限性，比如对困难认识不足；技术上基本不内行，对现代工程主张土法上马；听了一些人不正确的话，发生了一些差错。
张体学去世后，周总理十分悲痛，特意关照水电部，对钱正英讲，葛洲坝只能做成，不能失败。
当时李先念副总理对葛洲坝工程也非常重视，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毛主席指示的工程做好。我们考察团从美国回来，李先念专门找严恺谈了一次，详细了解情况。我们在修改施工设计方案的时候，他说，一方面要加强施工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要等新设计方案完全审查完毕才恢复动工，“哪里好干就在哪里干”。
当时，陈丕显获得解放，到湖北做领导工作，对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帮助很大。他当时重点抓“一二三”三个国家重点工程，所谓“一”指的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二”指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三”就是葛洲坝工程。当时葛洲坝工程代号叫“330”。为什么叫“330”呢？因为1958年毛主席参加成都会议后，视察三峡，经过三峡坝址的时间是3月30日。
在各方面共同促进下，修改设计的工作进展很快，到1973年底，大的轮廓已经基本完成。
1974年，谷牧刚刚解放出来，当国家建委主任。李先念交代他亲自到葛洲坝工地现场进行调查。我陪谷牧在葛洲坝呆了十几天，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然后又看了丹江口工程、十堰二汽。从二汽回北京以后，谷牧就在友谊宾馆主持召开了建委座谈会，审查葛洲坝的修改初步设计方案。我对修改设计方案作了汇报，特别详细说明了二江泄洪闸的设计思路。总的来说，相比原来的设计，修改后的设计在泄洪能力、装机容量上都有了很大增加。原设计是16孔泄洪闸，我们扩大到27孔，流量可达到每秒11万立方米，保证工程安全。机组原来是10台17万千瓦机器，总装机容量是170万千瓦。我们根据沈鸿的意见，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装21台机，2台17万千瓦的，19台12万5千瓦的。谷牧同意修改设计的各项内容，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经国务院批准，1974年9月，谷牧到葛洲坝工地，正式宣布工程复工。
1975年，水电部组织了一个考察组，到巴基斯坦考察大坝。考察组在巴基斯坦主要考察了两个大坝，一个是英国人设计的，一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在印度河的干流上叫塔贝拉工程，一个在印度河的支流上叫曼格拉工程。看了这两个工程以后，考察组认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和英国人设计的曼格拉大坝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站得住脚，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同年，国家建委正式批准长办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初步修改设计报告。
大江截流
葛洲坝工程复工以后，因为工程设计合理，施工准备比较充分，工程质量提高了，工程建设进度也比较快，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
1980年7月，邓小平亲赴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视察。在船上，我向邓小平系统汇报了三峡工程的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并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对施工情况比较满意。
但就在即将实现大江截流前夕，葛洲坝工程建设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1980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反映了一些专家对葛洲坝工程的不同意见。这些专家认为，葛洲坝工程危险得很，一是地质条件很差，葛洲坝工程就好比放在一个玻璃镜子镜面上，水一急就要滑掉或被冲掉；二是葛洲坝工程二江泄洪闸下游消能设计的问题。当时的设计方案是在消力池工程下边的基础设立封闭排水系统，消力池的底板采用较轻型结构，这样可以大大地节省工程量。这些专家提出这种设计不安全，认为万一基础排水失灵，这个底板就要漂起来，建议把消能工程改为重型结构，就是不靠基础排水，而靠自己的重量来保证稳定。听了这些专家的意见以后，国务院准备葛洲坝二期工程不做了，钱挪出来修建五强溪水电站。
国务院会议以后，钱正英专程到葛洲坝工地，找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冯寅、我，还有长办的两个总工程师曹乐安、张邦祚，在林一山的房间里座谈。钱正英明确问：二江泄洪闸到底安全不安全？这次谈话每个人都是畅所欲言。长办由我负责汇报。我说，我们做了那么多次安全试验，又看了巴基斯坦两个大坝，保证绝对安全。冯寅是1950年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密云水库是他负责设计的。他在葛洲坝工程问题上是有顾虑的，这次他也发了言。他说，我做土坝有些经验，但像二江泄洪闸这样的工程，我没有经验。钱正英听取了长办的意见，回到北京以后向国务院做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