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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十年
作者：魏廷琤 汪文庆 刘一丁
缘起
1958年2月，根据周恩来总理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根据这一决议，以长办为主，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开始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经过几年的争论，初步确定三斗坪为三峡大坝坝址，否定了美国人最初提出而当时苏联专家倾向的南津关坝址。但这也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坝址上移，要损失十多米水头，等于白白丢掉了一个二三百万千瓦的电站；第二，三斗坪坝址下游至南津关一段38公里的峡谷河道航道条件难以改善，将成为发展川江航运的盲肠；第三，三峡电站担负调峰作用，放水时多时少，下游水位日夜变化在十米以上，更会影响航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59年12月，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主持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当时我在会上介绍了两级开发方案，在葛洲坝（南津关下游约3公里处的一个江心小岛，现在已经全部被挖掉了——笔者注）建一个反调节水库，与三峡工程配套，既可收回那失去的十多米水头，又可控制三峡电站尾水位变化。这个方案得到好评，交通部领导赞许。
因为当时我是长办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所以长办党委就正式决定让我来抓葛洲坝工程设计。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之前，我们编制完成了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上报给中央。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三峡工程没有能按原计划进行建设，葛洲坝工程相应地也搁置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三峡工作被迫基本陷于停顿。林一山和我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1969年，当时缺电非常厉害，水电部研究对策，设想上三峡工程。为此水电部想了一个办法，先不提防洪，因为一提防洪就涉及到库容、水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就光讲发电，提了一个最低的蓄水位——145米方案。水电部和湖北省一起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三峡工程上马。当时毛泽东主席从军事角度考虑，否定了这个报告。他曾经对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讲：你头上顶200亿立方米水，怕不怕呀！
1970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先上葛洲坝工程。他们在报告中说，葛洲坝水库库容只有十几亿立方米，长江那么大，万一被炸垮了也不怕。
同年3月，周总理给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下命令，让林一山到北京开会。这时候林一山和我才被解放了。我跟着林一山到北京，参加在北京饭店召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讨论会。周总理在会上作报告，讲到三峡工程时，含着眼泪说：三峡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如果我们不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建设这项工程，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施工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当周总理征求林一山的意见时，林一山不赞成先上葛洲坝工程，主张先上三峡工程。林一山让我起草了一个报告，主张先修三峡工程，或者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同时上马。
同年4月，周总理在听取水电部军管会关于电力建设的汇报时，提出先建葛洲坝工程还是先建三峡工程，现在不作结论，都做准备。
当时中央正在做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把三峡工程列了进去。周总理的秘书顾明，曾经把这个报告草案拿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三峡工程要上了。但后来情况变化，这个报告草案没能发下来。
这时候，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又催促周总理批准兴建葛洲坝的报告。周总理也非常着急。1970年12月16日，周总理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讨论通过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12月24日，周总理致信毛主席和林彪，同意先兴建葛洲坝工程。
12月 26日，毛主席在他 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总理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中央跟着也有一个批示，是按照周总理意思起草的：“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周总理同意先建葛洲坝工程，主要是考虑给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这和水电部和湖北省希望通过葛洲坝工程解决华中地区缺电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初期建设
1970年12月30日，在毛主席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先上马的修改设计尚未做出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了。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任第一指挥长兼政委，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为指挥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任政委，水电部林汉雄任参谋长，此外还有二十几个副指挥长。
葛洲坝工程开工的时候，我在长办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在三斗坪主持搞“斗、批、改”。当时葛洲坝工程指挥部认为林一山和我主张先上三峡工程，是和他们对着干的。因此，张体学在开工大会上公开批评了我。后来，他同意我到工地来，但不担任职务，只当普通一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眼睛受伤，我提出到广州治眼睛，当时我哥哥在广州陆军总医院工作，张体学表示同意。我在广州治好眼睛以后，回到长办，有时候去工地看一看。
葛洲坝工程开工以后，是按照原来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的。但是原来的设计是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一个组成部分，先修建三峡工程，后修建葛洲坝工程，以此思路来进行设计的。先修建葛洲坝工程，遇到的问题大不一样了，应该说是技术难度增加了不少，主要是这么几点：一是没有三峡大坝调节洪水，葛洲坝工程设计泄洪流量会大大增加；二是发电装机容量比原设计加大；三是施工导流、截流复杂性增加，施工围堰的工作量增加；四是航道情况不一样，船闸因为要满足一些小船的通航，适应能力要增强。此外，葛洲坝地质条件较差，勘测、试验研究的工作深度远远不够，情况尚不完全清楚，地基处理难度相当大。同时，我们还担心，先修建葛洲坝工程，可能会增加三峡大坝坝址河床淤泥，将来三峡大坝施工的时候会增加难度。
因为情况变了，却还套用原来的设计，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工程质量不好，于是就有人向中央反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修建了葛洲坝工程以后，船不能过了，长江航运将要中断。这主要是交通部门的意见，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二是葛洲坝工程土法上马，出动了10万民工，混凝土浇筑质量很差，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
在当时的气氛下，由于设计方案已经国务院上报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准，要重新研究设计方案是很困难的，阻力很大。周总理了解这个情况后，于1972年11月8日、9日，两次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护士一次又一次地给他送药，与会人员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他坚持与会。张体学主动检讨，说我们回去鼓干劲，一定把工程做好，做不好，把我的脑袋杀了，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说，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要杀头我们一起杀头，先杀我周恩来的头。要把方向找对，然后才能鼓干劲。周总理还说，葛洲坝工程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如果失败了，是要写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后，周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9位同志，即林一山（长办）、张体学（湖北省）、袁宝华（国家计委）、谢北一（国家建委）、沈鸿（机械工业部）、马耀骥（交通部）、廉荣禄（葛洲坝工程指挥部）、钱正英和王英先（水电部），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工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