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王世襄：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王世襄：你可以想象了，是不是？这个公函我一直留着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才被抄走了。
1953年，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查，最终被证明清白的王世襄还是被故宫开除。第二年，他来到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上班，从此远离了故宫，远离了自己喜欢的文物。
王世襄：我本来打算这一辈子都要为故宫工作的，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是什么心情。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当时有的人自寻短见，我绝对没往那儿想，我得想一条合适、妥当的路。这路是什么呢？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夹着尾巴做人。
记者：您刚才说您那时候决定“夹着尾巴做人”？
王世襄：我是说我在想：尽我的力量，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要做的事，一定是我认为对国家有益，对文化有价值的，不管大小，至少是正面的，而且被人正确认识和承认的，这样我才没白活一辈子。所以，我下定决心埋头干，老老实实干。那时候是被人抛弃啊是不是？！所以我从“三反”的时候开始，一直干到现在，“世人终渐识真吾”，相信世界上的人终究可以认识真正的我的！
就是你们这拨人不承认我，
总有人会承认我的
1957年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王世襄气馁。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纸、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1962年，王世襄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经历30年，于1983年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记者：我听说那时您还做了许多油印本，自费印出来，分发给很多朋友？
王世襄：第一次我是自费印出来的，只印了200本，就送给漆器厂。后来福建漆器厂拿我这些书当教材，200本一下就用完了。
记者：把这些书送给漆器厂，您当时的想法、目的是什么？
王世襄：目的就是为发扬这个。这本书里边把所有古代——明代人的方法都介绍了，我用了10年工夫把它写成，用了几百件的古代漆器做例证。当时我还拜老师做学徒，让他给我做示范。我做每一个工作都是这样，都是找老师，跟老师交朋友，问这问那，把名词记下来，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才搞出来的。晚上还得拉上窗户、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在干什么。
记者：那时候您有没有一种信心，认为自己肯定能把它做成？
王世襄：我就是坚决，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我就是一定要干到死！我知道就是你们这拨人不承认我，总有人会承认我的。这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东西又成了宝贝了！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停止。
“你要不写，我认为你就等于犯罪”
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顶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文物界掀起了一股“明式家具热”，起因就是王世襄撰写的《明清家具鉴赏》、《明清家具研究》这两本书。有人说：王世襄为中国创造了上千亿元的价值，而且把一种不为人知的东西变成了一门学科，一种产业。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明清家具的书？
王世襄：去南方之前，就是写“画论”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想法。最初做的准备就是搜集文献资料和实物，跟鲁班馆的老师傅学习名称、结构，还有就是要出门去买。买回来的都是破破烂烂的，自己修。那时候，我还没有机会出去调查，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我转运了，成了正式的研究员，可以提出项目了。我接连去了广东、江苏好几趟，回来才写第一本书，整个过程我都是一个人啊！我觉得要做成这件事必须：第一，你至少得有这个能力，才能做一点事。第二，你得坚持，还得碰着时机，时机不来，还不行。第三，你还得活得长，你要活不长，死了，也就完了。
记者：您在做这些工作时有没有想到过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让大家认识您？
王世襄：反正我就是一本书一本书的出。后来我不敢写了，“家具”“画论”暂时都搁一搁。那时候“海瑞罢官”了，学术问题都跟政治问题不分，怎么扣都能给你扣上这玩意，我别动它了，我先搁一搁。那时候我写过一篇《葫芦》，讲葫芦的。这葫芦，是唯独中国有的，就是做一个模子，里面刻上花。葫芦小的时候把这个模子给它扣上，等长大了一拿开，那样子完全就是花纹。我跟外国植物学家讨论过，他不相信，说不可能，这葫芦不见阳光，不见空气，非烂不可，不可能长出来。等我把这个葫芦跟模子拿出来给他看，他服了。他说：“中国人真伟大！”确实，这个艺术只有中国有，可是别忘了，就这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停了30年，30年是一代人啊！
记者：因为什么停了啊?
王世襄：你想，养个鸡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呢，都得合营，不能有私自干什么的，谁还用葫芦啊？而且葫芦跟这个蛐蛐、油葫芦有关系，它是虫具呀！可是我怕这个东西断绝了，所以20世纪60年代就写了一篇文章给文物出版社。结果文物出版社给退稿了，说你那个还涉及虫具，这东西“玩物丧志”，不敢登，怕挨批。
记者：您这东西在那个时候应该属于典型的“四旧”啊？
王世襄：等到1979年，已经变了，《故宫院刊》复刊，复刊那天把我这篇文章登出来了。英国人把这篇文章翻成英文，并请我到英国去。他说好些老玩意儿你都玩过，你是最有资格写的。写这个得有三个条件：一个得有生活，你确实玩过。第二得有工具，你假如没有也知道哪儿找去。第三，得把它写下来，还得会写。他说就你具备这个条件，你得写一写，这样才能留下来，“你要不写，我认为你就等于犯罪”，呵呵，他提得那么高。他的意思是，从前一些老玩意，有些怎样的经历，怎么个玩法什么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民俗学”，都是文化，你要写下来，所以后来我就写了。这个太容易了，我又不用查书，全在头脑里面，我觉得又等于回去玩了一次，越写越高兴，所以，就连着把这些都写了。可是国外的人他就重视这个，荷兰给我特殊荣誉奖，也是因为我在家具方面，把不为人认识的东西给抬出来，让世界人都刮目相看。
父亲跟我说：你在家我管你吃住，
你要买玩意我可管不了
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程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作为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克劳斯亲王奖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1人，荣誉奖10人。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这一年，该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关注的是对传统工艺和手工制品的改进，把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
其实早在1957年，王世襄就撰写文章呼吁保护民间的古家具，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珍贵古代家具，而那时候他的生活并不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