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签订的来龙去脉
作者：陈敦德
和《巴特尔法》的禁运法规所开列的清单限制，真正实施起来仍很困难。谈判一度遇到了障碍。廖承志从朝鲜调查美军细菌战回到北京后，马上听取汇报，了解到日方的难处。由于美国操纵的禁运政策的限制，日方在短时期内只能提供生活资料。高良富虽不是经济界人士，却是很有头脑的社会活动家，她认为，要从长远看问题，应该从现在可以成交的生活资料商品着手实施。经交换意见，双方的理解逐步加深，认识到，随着两国国民意识的提高，政界的误解将会逐步消除，日本国民打破禁运的运动发展起来了，生产资料的输出才有可能。廖承志与中方代表协调意见时，南汉宸和冀朝鼎认为，“这次会谈的最高目标是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和增进贸易。出于我们与日本代表已变成友人关系，打算从大局考虑事情。”
结果，中方同意日方代表的从可能成交商品的交换开始的意见，同时表示，甲类物资(生产资料等)的的确确是和平物资，希望日方代表为其输出的实现尽最大的努力。会谈总的气氛是友好融洽的，双方都很珍视这一次机遇。
“遏制”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次贸易谈判实际上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经周恩来批准，双方达成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周恩来年谱》1952年6月有如下记载：“6月，主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同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谈判签订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6月1日，《中日贸易协议》签字。”根据协定，双方“各向对方出口价值3000万英镑的货物”，并对商品的数量、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和地点、合同时限等作了规定。
1952年6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所在地西交民巷的一栋典雅的老洋房大厅里，传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日民间贸易协议马上就要签字了。北京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着话筒和笨重的录音机也到场作实况录音。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算是高规格的活动了。
签字仪式简朴而热烈，代表中方签字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日方由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分别代表日本三个民间贸易团体签字。签字后，双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随着电波传到了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据日中友好协会编写的《日中友好运动史》记述：“当北京广播电台对日广播传来签字时的实况和三位日本代表的致辞时，立即受到日本国民热烈欢迎。‘遏制’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中贸易的道路终于被打通了。”
7月初，三位日本议员经香港转乘飞机回到日本。日本民众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似地热烈欢迎他们。据当时日本报纸报道，在东京和全日本各地都举行了欢迎他们的集会，听取他们作访问新中国的见闻、观感及贸易问题的报告，观看他们带回的中国故事片《白毛女》。
7月3日，在大阪的扇町广场1.7万人举行欢迎集会；7月4日，在神户的凑川公园有1万余人欢迎集会；7月5日，在京都东山的丸山公园有6000人集会；7月7日，在名古屋的大须球场有4万人集会。据当时记载说，“参加报告会，而且是贸易问题的报告会的人数之多，简直是不能设想的。这是反对美国‘遏制’政策的一次国民性示威”。
日本各地参加集会的人数，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热，连许多不从事贸易的普通市民都涌到球场来听与新中国有关的贸易报告会，看电影。报纸这样描述道：“盛况空前的报告会”，“简直是难以想象”，“人们为第一次听到新中国的情况而沸腾”。
日本当局见三位访华议员受到日本人民热烈欢迎，也就不再提“严加惩处”的事了。
遗憾的是，在日本国民及经济界对发展日中贸易寄予厚望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努力未能得到日本政府的响应。克服日本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日本樱井英雄代表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谈判，终于在这年11月下旬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的执行合同，货物交易价值是38万英镑，从而使中日贸易协议从纸面文字开始向实施阶段过渡。到这份民间贸易协定期满，实际上只执行了5.05％，实际贸易额仅为150万英镑。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