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签订的来龙去脉

作者:陈敦德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冷战封锁禁运政策之下,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以极大的胆识,远绕欧洲来到新中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在北京签订了中日两国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该协定的第一个执行合同货物交易价值虽不大,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南汉宸挑起:中破封锁禁运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如军火装备等)及准战略性物资(如钢铁、汽车、机车、商船等)。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即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也要求其他国家采取同样措施。这年夏秋,美国操纵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巴黎,通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宣布对中国实施“禁运”。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要求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对新中国实施“禁运”。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是新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定于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旨在促进东西方贸易的国际会议,正是新中国打破美国禁运的一次机遇。1951年10月,包括新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的工商业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以及经济学家们在丹麦开会时一致认为,应当召开一次打破冷战对立局面、促进各国间贸易合作的国际经济会议。经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南汉宸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发起人委员会”的成员。
  为出席这次会议,南汉宸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专程到廖承志那儿了解日本国内的政治及经济的有关情况。同时,南汉宸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之一的名义,邀请日本民间经济团体参加。据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编撰的《日中友好运动史》记载,1951年12月8,日,南汉宸给大阪商船会长村田省藏、函馆修船所经理加纳久朗、原大藏相、亲和银行的北村德太郎、原大藏相石桥湛山、安川电机公司经理安川第五郎、东洋经济新闻顾问三浦镇太郎等日本著名的经济界10位实力人物发出邀请信。当了解到日本有关方面正酝酿赴会的情况后,1952年2月14日,南汉宸再次发出邀请信,以期与日本代表在莫斯科会面。
  1952年3月15日,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南汉宸率领的即将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他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到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周恩来强调,代表团对欧洲工作的重点是英国,对亚洲工作的重点是日本。他特别嘱咐南汉宸:“为打开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和开展民间贸易,在莫斯科要同与会日本代表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于1952年4月2日开幕,会期10天,包括中国在内的48个国家的471位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不讨论今天使世界陷于分裂的政治问题”,也“不进行关于世界上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优劣的争辩”。会议期间,南汉宸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4月8日同英国代表签订了《中英贸易议定书》,4月12日进一步签订了一个当年年底成交的正式贸易协定——《中英贸易协定》,成交额为2000万英镑。接着,中国代表团又陆续与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锡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芬兰、意大利等国签订了总额为2.3亿多美元的贸易协定。
  原本日本有19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但直到会议开幕日本代表一个也没到。当时日本虽与苏联尚未恢复外交关系,但苏联政府已经承诺给所有与会国家人士办入境签证。会议的官员说,日本代表没能到会,问题出在日本自身。
  4月4日,轮到中国代表南汉宸作大会发言。虽然日本代表没有到会,南汉宸仍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发言中重点谈到日本。南汉辰说:“中国人民认为,日本如能拒绝重新武装,发展和平工业,并与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关系,将完全符合于日本人民的利益。”接着,南汉宸强调说:“日本工业本需要中国的价廉物美的煤、盐、大豆、油脂原料及其他产品,而中国亦需要日本的工业机器、材料和工业品。但日本自被限制对外的正常贸易关系以来,已经不能购买中国的较为便宜的煤,而必须去购买美国的更贵的煤,这是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现象。中国人民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对于南汉宸的发言,日本的报纸及时作了报道。日本影响很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日中贸易的正常发展》的文章。
  
  日本代表奇迹般出现在大会上
  
  在南汉宸作大会发言的次日,日本的高良富女士赶到了会议现场。当大会主席苏联商会会长奥斯特洛夫宣布一位日本女代表赶到会场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人数众多的中国代表团席位上的掌声特别响亮。
  高良富虽没有带翻译,但她英语说得很流畅,同各国代表交流起来很容易。她说明了日本代表团受阻的来龙去脉。
  在美国占领政策的严格控制下,日本人出国受到种种限制。日本经济界没有代表参加去年为筹备此次会议而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工商会议,但日本方面是从中国发起人南汉宸的特别邀请信得知此次莫斯科会议的。本来,新中国成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之间开始进行小额贸易,但因美国阻挠很快中断。南汉宸的邀请信透露了中国政府与日本发展贸易的信息。对此,1952年2月1日,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全文刊登了这封信。南汉宸在信中写道:
  最近各国的工商业家正在发起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这个会议将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以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作为中国的发起人之一,希望就发展国际贸易及开好国际经济会议等问题,听取你们的意见。
  南汉宸的这封信,表明新中国对与日本进行贸易的重视,也引起了日本经济界的高度重视。日本财界实力派人士一致认为,“日本应该积极响应中国的邀请”。日本经济界人士也普遍认为,“日本之景气始于日中贸易”,“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日本比哪个国家都重要;而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又是比哪个国家都重要的国家”。他们遂积极活动,组成了“国际经济恳谈会”,做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准备。经过商定之后,帆足计、宫腰喜助、大山郁夫等19人组团,向外务省提出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的申请。但受美国影响,日本外务省反对日本代表前往苏联,劝阻他们不要去莫斯科,并且最后拒绝发给护照。
  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高良富作为日本代表将出席1952年3月下旬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专题会议。高良富是日本妇女界的精英人物,早年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英国文学系,曾拜访过鲁迅,得到鲁迅“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赠诗。她曾到美国留学,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高良富在农工省任物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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