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与周总理的交往

作者：杨拯民

约20余人应邀到会，张学思、张学铭也参加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相偕而来，同大家见面后，恩来同志说，原来要请叶帅参加的，他去了延安，不能来了。席间，恩来同志致词，充分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深切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怀念之情。当时正值台湾发表了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其中似有悔过之意。因此，张学思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向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使整个会场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重。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使人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他的话，使所有到会的人无不动情。
　　我克制着情感，对总理说：“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西安事变’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当把西安事变的事实材料整理出来，使真相昭示天下。现在不抓，不整理，再过若干年有些当事人谢世了，就不好搞了……请总理考虑。”在场的东北、西北方面有关人士都表示赞同。
　　总理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最好由三方面有关部门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当场指定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工作(当时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在场)。
　　张学思因伤心过度未能终席，便去休息。总理和邓大姐特意到休息室去看他，亲切安慰。临行前，总理说：“我今天本为你们准备了三个小时，现在还不到。”然后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1962年，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到西安访问，我奉命陪同。总理一下飞机，就提出要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作好准备，向他汇报工作。
　　总理一行在西安停留的三天里，除了陪外宾参观外还要忙着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一天，陪国王在钟楼上看到有的地方的大楼是“癞痢头”，即“大跃进”后的下马工程。就问我，需要多少钱?多少材料?才能把它们修起来。我估计了一个数字。总理说：“这不行。要精确计算一下告诉我。”
　　1966年我已调到天津市工作。这年春节，总理来到天津，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西安事变”30周年要到了，我便问：“今年还搞不搞纪念活动?”总理若有所思地回答：“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很明显，他已预感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前兆。在坐车去俱乐部参加晚会的路上，他突然浮想联翩地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听了总理的话，我心中一震，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心想是啊，如果那时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蒋介石那时还真可能被杀掉。起码不会空口无凭的，就放他回南京，“西安事变”的解决也许会走上另一个途径，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看到总理的面容十分清瘦，且气色欠佳。不禁担心地问：“您还是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吗?”他说：“我这次到天津来，就是为了休息两三天。”记得那天饭后，我陪总理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他兴致勃勃地讲道：“我身体不错嘛，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接着，他又说：“有一次照相，主席没穿大衣，我穿了件呢子大衣，少奇同志则是皮衣皮帽，三个人是三个样；自那以后，我就向毛主席学习，冬天不穿大衣，不戴帽子。”
　　我再次敬告：“您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
　　
　　总理笑了笑，说：“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搏，一粒子弹结束生命。如果不打仗了，那就拼命工作，什么时候精力消耗完了，生命就结束了。”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未被关进监狱，可被许多造反组织轮流批斗，枉加了许多罪名。后来又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由于精神压力很大，我曾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
　　有一天，大女儿来干校探视，看到我的精神状况很坏，便让我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她送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接待室。结果没过多久，我的问题就由“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困难情况下对我的关照。
　　在与周总理几十年的接触中，在我成长、进步的过程中，我一直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总理对我来说，是领导，是监护人，亦是父执。
　　
　　(责任编辑　李树泉　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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