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与周总理的交往
作者：杨拯民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1937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南京方面谈判时，途经西安。当时，我父亲杨虎城已被免去行政与军事上的职务，蒋介石正逼迫其出国之际，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周恩来副主席一到西安便来看望我父亲。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副主席留有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胡子”。那天我从外边回来，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很想看看共产党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急忙向客厅走去，想从门口窥视。可巧当我刚走到门边，父亲正送恩来副主席走了出来，猝不及防碰了个正着。当周副主席看到我这个半大小伙子，便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父亲。父亲会意，立即向恩来副主席作了介绍。听完介绍，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以前没见过。”父亲说：“他刚从上海回来。”恩来副主席微笑着和我们告别了。那天我看到的已不是“周胡子”，因为他已经把胡子剃掉了。
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和恩来副主席见面的机会就多了。1939年深秋，恩来副主席从苏联医治臂伤后回到延安，并带回了一部电影放映机和三部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夏伯阳》。那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映电影，于是周副主席亲自担当了电影的放映工作。他一边放电影一边亲自培养放映员。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上电影，还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地轮流放映。我就是那时才看到《夏伯阳》的。他给大家放电影非常热情认真，乐此不疲。
1944年秋，我从米脂县调到关中军分区工作，路过延安。由当时西北局安排，在同任弼时同志谈话以后去见恩来副主席。恩来副主席和邓大姐亲切询问我这几年在米脂工作的情况。谈到整风审干时，恩来副主席仔细询问了米脂审干情况，对所谓“抢救运动”讲了他自己的看法，强调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做好甄别工作。他和邓大姐一再鼓励我好好工作，要把西安周围的关系都利用起来，去挖国民党胡宗南的“墙角”。
1946年12月逢西安事变10周年之时，那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内战一触即发。中央在延安召开“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通过这次大会，从历史到现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中央决定让我参加大会，并作发言。我那时任陕甘宁边区马栏军分区副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到延安。12日上午，大会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参加会议采访的还有两名美国记者。开会前，我在礼堂的第一排木凳上坐着，当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走进来时，急忙起来向他敬礼，握手问好后，周副主席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忍不住气愤地对我说：“你今天要义正词严地揭露蒋介石对你父亲的无理关押，要痛斥他的背信弃义。至于我的讲话，拘于身份，还得有个分寸。”我说：“好!我憋了十年的气，今天要好好地发泄发泄。讲话稿已请西北局看过，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
周副主席接过我的讲稿，看了一遍，迅速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退给我说：“行了。改了几处，就是给你加重一点语气。”
会议主持者致词完毕，周副主席上台讲演，他用激愤的语调，谴责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挑起内战，揭露蒋介石的各种伪装，怒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讲得义正词严，有理有节，台下那两个美国记者一直在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录着。周副主席讲演一结束，会场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口号声。我也上台义正严词地揭露了蒋介石的背信弃义，痛斥他对父亲的无理关押，抒发了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愤怒。
会后，周副主席又问了我近期的工作情况。当他得知我是昨天赶了150里路到达延安时，马上说：“你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去广播电台讲一次。”并指示我要把讲稿压缩在20分钟以内，当即请时任西北局宣传部长的李卓然再帮我改改，压缩一下稿子。
1949年8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作为特邀代表，随西北代表团来到北平。不几天接到通知，周副主席在北平市军管会大厅宴请国民党起义人士，要我出席作陪。当时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蒋家王朝已是日薄西山，败局已定，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挥师南下，捷报频传，革命形势如风卷残云，全国胜利在望。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我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很是高兴!那天要宴请的客人很多，会前未能和周副主席见面。宴会开始以后，我向周副主席敬酒，看到周副主席很激动，很高兴。是啊，他老人家为之奋斗近三十年的事业就要实现了，怎能不激动，不兴奋呢?他拉着我向坐在他那张桌子上的客人介绍：“杨拯民是虎城公的公子，27岁，是我们解放区军分区司令员。”并建议我和大家干上一杯，他自己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宴会刚散，周副主席留在客厅和客人们谈话，我上前向周副主席探问我父亲的消息。他就大声转问那些刚起义的国民党军人：“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可以告诉他。”在座的当时就有两人答应了一声，周副主席遂介绍他们和我交谈。由于蒋介石对父亲的囚禁非常秘密，一直在“军统”后改叫保密局的特务严密看押下。除蒋本人和少数大特务了解情况外，一般的高级将领并不知情。我从这两位“知情”者处也没打听到父亲的真实近况，“知情者”也是道听途说。
政协会议期间，接到秘书处同志通知，要我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大会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我说，不想发言了。通知人员说，这是周副主席决定的，还有张学思同志也要发言。听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图，便答应一定准备。我一边准备发言稿一边想：周副主席一直主持着政协会议的内外工作，在会场上曾看见他不断写条子批文件，主持大会、小组会、宴会，在党员大会上做报告，和民主人士协商，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会议组织得严密细致。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竟然一丝不漏地想到要我和张学思发言(以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后继有人)。当时邓宝珊先生就曾对我说，“周公就是细致周到，就连会场那么多人，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喝到热茶，他都想到了，真是细心周全啊!想起国民党的‘伪国大’，简直是杂乱无章，乌烟瘴气，无法相比。”
1956年，我参加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晚会上，遇到了总理。当时我正要进门，总理也正巧刚到，看见了我，就把我拉到门边同我谈了起来。他集中询问了西北石油的情况，从玉门问到河西走廊，从青海的柴达木又一直问到了新疆的塔里木……由此不难看出那时总理就已对石油这个能源工业是何等重视。1959年开发大庆，后来开发辽河、大港、胜利、中原油田……这其中凝聚着他老人家的多少心血啊1
1961年12月上旬，我在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11日晚接到通知，让我出席第二天晚上6点周总理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12日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东北、西北方面有关人士刘澜波、高崇民、赵寿山、南汉宸、孔从洲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