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汪文庆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行了重大人事制度改革,确立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新方针,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建立离退休制度。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为了了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走访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首任国家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焦善民。焦老虽已年近九旬,但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详细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走马上任
  
  记者:1980年,您在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学习结业,不久,从纺织部调任国家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但看您的履历,新中国成立以后您好像没有做过人事工作。
  焦善民:说得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相继在中财委、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部、甘肃省委、纺织工业部(轻工部)工作,主要搞的是工业管理,没有直接参与过人事工作。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我长期从事党委组织工作,曾相继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对人事工作还是熟悉的。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我从太岳区调到冀南三地委工作,宋任穷当时是冀南区党委书记,对我是较为了解的。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不久,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副部长找我谈话,对我的工作安排有两个去处,一个就是国家人事局,另一个是最高法院,担任副院长。我想,人事工作相对熟悉一些,最高法院恐怕不能去,没有学过法律,心里没底。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找安子文征询意见。抗战时期我在太岳区工作时,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说了一句话:“当然还是搞人事好。”我听从了他的意见。
  1982年机构改革,国家劳动总局、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和国家编委等四部门合并组建劳动人事部。我担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除继续主管政府人事工作、军转工作、老干部工作,还分管政府机构编制工作。1986年秋离任。
  记者:上任之初,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当时国家人事工作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形势?
  焦善民: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乱”字。“文化大革命”把人事部门搞瘫痪了,干部转正工作停止,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调配干部、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资福利等工作都遭到严重破坏。
  党中央一直以来还是十分重视人事工作的。新中国刚刚诞生就设立了政务院人事局,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人事部,1954年撤销人事部改设国务院人事局,1959年撤销国务院人事局并在内务部设立政府机关人事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新组建的民政部恢复了政府机关人事局。1980年,为加强人事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民政部政府机关人事局和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小组办公室合并成立国家人事局。当时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重,我身体还不错,但也是累得够呛,休息的时间很少。
  
  积极组织调配干部,推动人才合理流动
  
  记者: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确定了干部“四化”方针,人事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焦善民:80年代初,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才缺乏是一个严重问题。怎么解决呢?陈云提出: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毕竟有限,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五六十年代技术水平的现有人员是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乱了,要合理使用他们,必须拨乱反正,合理调配,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主要工作。所以,就“四化”方针来讲,我们主要是在实现知识化、专业化方面下功夫。至于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建立后备干部制度,主要由组织部门承担,人事部门起协助作用。
  刚才我讲了,当时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乱”。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乱”:一个“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和教育科研院所受到极大冲击;另一个“乱”是人才分配制度被打乱了,科研人员普遍学非所用。我们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对学非所用的专业技术人才进行了调查摸底,当时未从事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员有81万多人,改做一般行政工作和当工人、售货员的占85%以上。我儿子学的是外贸,你知道他分配到哪了吗?劳改农场。现在你们想象不到的。
  为了全面恢复重建国家机关、教育科研院所,我们办理调回北京的超过万人,绝大部分是专业技术干部,其中包括像农业大学那样成建制搬回来的。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个大难题,就是户口限制。为此,我们没少和北京有关部门打交道,那可真不容易!事后曾有人转了几道弯向我表示感谢的。
  为了解决学非所用的问题,从1979年开始,我们调整了20余万专业技术干部的工作。我们还特别针对当时外语、科技人员奇缺的情况,从社会上考核录用了一批闲散的科技、外语人员,充实到急需的部门。
  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些省从劳改刑满留场(厂)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录用了一批人。这些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大部分是在五六十年代“左”的政策下,因为讲真话而被打倒的。据我后来了解,这些人工作还很好,特别是一些解放前的大学生非常抢手。
  记者:刚才您讲了调配干部。看得出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学、外语、商业、银行、税务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非常缺乏。除了调配以外,你们还为此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
  焦善民:全面开展社会科学专业干部业务技术职称制定和评定,是另一项主要工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它不仅需要大批理工科和农业、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大批文科人才。多年来,我们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理工,轻文科,社会科学专业干部职称评定长期滞后。
  1980年以后,国家人事局会同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社会科学专业干部各种业务技术职称暂行规定的制定工作,先后制定了统计、编辑、外语翻译、新闻记者、经济、图书档案资料、会计和体育教练员、播音员等9种业务技术职称暂行规定。随后,职称评定工作在全国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到1982年,全国开展试点的单位共有9000多个,初步评定或正式授予了近12万名专业干部各种业务技术职称。
  从试点工作总的情况看,职称评定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取得了初步成效,激发了学习理论、钻研业务的自觉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不少地区和部门在评定职称中,把职称评定工作与选拔中青年干部、合理使用人才结合起来,比如:山西运城地区通过评定职称,向地、县两级组织部门推荐了182名优秀中青年干部。
  记者:80年代,各地陆续出现了人才交流市场,开始打破人才计划分配的模式。人才市场这个新鲜事物是怎么出现的?
  焦善民: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制度有一个特点,叫做“干部单位所有”,由此造成干部“调不出、派不进”的局面。这种局面同80年代各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相符合,很多地方在经济建设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缺乏,为了解决人才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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