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光耀中华：光学家王大珩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在高技术方面，哪部分也离不了光学，特别是这种国家级的重大实验
在英国10年的学习和工作，王大珩不仅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这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是我国光学仪器研究和生产的重镇。其前身就是王大珩50多年前一手创建的中科院仪器馆。
1948年，满怀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回到祖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历史选择了王大珩。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起步。
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档案室里，收藏着王大珩当年为建所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1400万斤小米是当时创建这个所的所有经费。就是用这1400万斤小米，王大珩开始填补我国在光学领域的一个个空白。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全国轰动一时。因为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王大珩领导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实实在在地研制出一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科技成果：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以及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光学玻璃是搞光学仪器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承担一系列大型国防光学任务。就是得益于拥有研制大尺寸光学玻璃的技术，这是这个所的特色，是王大珩奠定了这个基础。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的光学研究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的重要手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大珩：我所在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当时重点是搞光学。在这个高技术方面，哪个部分也离不了光学，特别是这种国家级的重大实验。这些成功里有许多技术因素，这些因素是由一个一个数据组成的，这些数据需要人去观察，这就离不了光学观察。
当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失去了10位科技人员，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受迫害冤屈死的
当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科研楼，由于地处路西。外观是黄色，人们叫它“西黄楼”。20世纪60年代初。以精确测量导弹运行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150工程”为代表。一批批大型国防工程陆续在这里上马。
1966年，正当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负的国防任务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文化大革命”爆发，王大珩不得不面对科研之外的种种压力。
王大珩：“文化大革命”开始比较乱的时候，我差不多为了这方面的工作，每天跟聂荣臻元帅的秘书电话联系。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之下，我提出请求部队来保护这个所，得到聂帅的同意。后来就由部队派代表驻在所里，保护这个所。我们这个所成为全国唯一的军部单位，当时没有第二个。
记者：但是实际上后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也没能幸免，其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王大珩：那时候叫“抓特务”，把我们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变成一个“特务窝子”，凡是到外国去过或者过去跟国民党有点关系的都打成特务了。在这个时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失去了10位科技人员，有的是自杀，有的是受迫害冤屈死的。
记者：您当时在所里吗?
王大珩：开始我在十五院，后来我回去时碰到这些事情。虽然因为受到保护，我没受到身体上的磨难，但是精神上的磨难的确是够受的。
那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许多科研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王大珩尽管还能正常工作。但也不得不做一些所长不该做的事。
王大珩：你们也许听说过那个扫厕所的事，是我主动去的。
记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自己主动去扫厕所?
王大珩：就是堵住他们的嘴。这也是一个策略吧。只要有事，大事情，小事情，累事情，动头脑的事情，我都能干。这些事情我都无所谓。
后来真正当大事情干了，给了100个亿
“文化大革命”10年。王大珩顶着巨大的压力。保证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此时王大珩回国已近30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已变成年过花甲的老人。正是在这30年间，新中国由“一穷二白”发展成为拥有自己核力量的世界大国。这一个个成果，凝聚了王大珩等一批科学家的心血。也成就了我国“两弹一星”的神话。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今天世界大国的地位。王大珩用自己的智慧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实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科技强国的梦想。
1983年，王大珩离开他工作了30年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调到北京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从此他的目光不再仅仅关注他一手开创的光学事业。而是投向整个中国科技的发展。
就在这一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试图通过建立战略防御体系，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确保21世纪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不久。针对“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相应地推出“尤里卡计划”。几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之行动起来。
而此时国门方开，中国在迎来改革契机的同时，也真正看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如果还不迎头赶上，后果可想而知。
身为一名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中国科学家，王大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王大珩：1983年时，美国总统提出要搞战略防御体系。其目的，一个是为了对付苏联，另一个是为了抵御日本和欧洲在高新科技方面的追赶。这个计划在各国影响非常大。
记者：在当时国内的科学界，您是对这个形势反应很快的科学家之一。
王大珩：应该这样说，当时国内已经开始一种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事科学方面工作的人，特别是“两弹一星”方面的人，就开会讨论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怎么办?会上就有人提出我们也得干点事，否则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有人说这种事情等21世纪再说也不晚，我们说不行，现在不做，等到21世纪就没有了。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于是他与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一起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