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光耀中华：光学家王大珩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王大珩，原籍江苏苏州，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王大珩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该所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
1986年，王大珩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建议。他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1992年他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1999年，王大珩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一根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 他就讲这是叫“折射效应”
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有这样几个标志性的事件：1956年制定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1958年提出“两弹一星”研制计划、1986年制定“863”计划，以及前几年制定的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等。而在这些事件中，王大珩都与它们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1999年9月，国家为在“两弹一星”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王大珩在公众面前最隆重的一次公开亮相。
40多年前，作为光学家，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天，王大珩邀请几位同事一起庆祝，席间，他说了一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听懂的话：“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半年前，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去世了。父亲一生抱着科技强国的梦想，却没能分享到儿子亲自参与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喜悦。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8年了。
王大珩：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日本的气象台大概待了两年多。我查了父亲回来的日期，他是1915年夏天回来的。那么真正说起来，我在日本只待了6个月。
记者：那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谈过为什么1915年时从日本回到中国?
王大珩：1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那时觉得日本将来肯定是中国的大祸害，所以就回来了。
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直到现在。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给他讲的科学故事。
王大珩：可以这样说吧，大概父亲看我对于科学知识好像有兴趣，就有意识地把我向这个方面引导。比如我常记得一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一根筷子斜放在水里面，你就看见筷子进水的时候弯了一段，他就讲这是叫“折射效应”，就给我讲这些事情。他就靠这种日常生活里的知识，引导我往科学方面想问题。
中国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的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王大珩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许多像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这样的科学大师。
四年的大学。让王大珩受益匪浅。
王大珩：清华的这些名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
记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
王大珩：在大节方面，要我们识大体；小节方面要讲道理不讲人情、不讲私情。譬如说某个学生，这个学生现在也很有名，就是于光远，他生活比较困难，我们想是不是老师可以接济他一些。叶企孙先生没有答应，但给于光远介绍了一个学校，叫他到学校去教课。
记者：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这种“帮助”帮助得非常有原则。
王大珩：非常严谨。
叶企孙先生是王大珩非常钦佩和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切的民族情感和拳拳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一直到现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都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王大珩：我头一次听这首歌是在船上。当时我们一起从天津往南走，有东北流浪的学生，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
记者：那时您心中有种逃难的感觉。
王大珩：听了心里发冷。那时抗战才开始，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很深。到国外后，我们在同学面前还是唱这首歌，大家都是用一种爱国、救国的心情唱这首歌的。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二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专家特纳教授学习。但是正当他着手准备博士论文时，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
记者：您在英国上学时还有一个对您来讲很重要的选择，就是放弃博士学位到英国的昌司公司去工作，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时，我看到一本关于美国光学玻璃发展历程的书，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是要经过实践的，我作为一个学物理的学生，只是知道一点这方面的实验知识。工厂的知识很少，刚好碰到有这么个机会。昌司公司当时有一个实习员跟我是同学，我们关系很好，是他介绍我去的。因为学光学的人并不多，尤其打仗的时候，要找个合适的人不容易，而且要找个能力强的人更不容易，而昌司公司的老板，在英国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接纳我了。
记者：您当时去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对未来的中国很重要?
王大珩：有一点。光学玻璃这个行业在国际上当时是带有一定保密性的，我去时他们跟我“约法三章”，如不准进他们的车间，只准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因为它是保密的。尽管不能进车间，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记者：所以当时您选择去昌司公司，而不是继续去读博士学位?
王大珩：我当时看这个学位没像现在那么重。我说这些工作可做可不做，中国有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