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我与周总理的一些接触片断
作者：王笑一 苏 锋
掌故和事情。他惊人的记忆力让我非常敬佩。
对北京外事工作的关怀
1965年，我从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职位上调到外交部，先是到外交学院学习了一年，没想到1966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组织上派我带领工作组到人民外交学会领导运动，搞大鸣大放。一个月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调我去人民大学代替他的工作，先去搞工作组。我当时不太想去，就回天津住了几天，在天津时听广播，刚好听到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于是我回北京后，跟市委领导说，毛主席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我就不去人民大学搞工作组了吧。经市委同意，我就没有去人民大学。
北京市委当时处境困难，造反派占领了市委大楼。这时候我被调进北京市委，做文教组副组长，李立功任组长。当时正常工作不能进行，主要是做工作说服造反派，从中央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住地把他们领走。我们经常夜里起来去“救火”，造反派包围中央国家机关等地时，就要我们去做造反派的工作，可是当时他们谁听呀，根本没用，反把我们围起来斗争一番。
后来形势逐步稳定后，成立了市革委会，建立了外事小组，丁国钰任组长，我是副组长。从此，我开始接触外事工作，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工作，即使我做了副市长时还兼管着外事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事工作，用一句话来概括——非常时期的外事工作。1966年至1976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对各方面工作的干扰破坏都很大。譬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不仅放火烧，还进去批斗外交人员，引起很不好的国际影响；还有围攻苏联大使馆。这些事情都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1967年8月22日，得知有人要围攻英国代办处，我们外办的工作人员和卫戍区的同志就在英国代办处的西边墙根设了一个指挥部，不断地用扩音器宣传周总理的“四不”要求，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抢，劝说他们不要冲击代办处。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不听劝阻，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西口有几个学生爬墙进去了，点着了汽油桶，这些人后来还把一些英代办处外交人员拉到别处进行批斗。我们外办的人和卫戍区的同志不能进去，卫戍区的同志把那些想爬进去还在墙上的学生拉了下来。
周总理于8月23日凌晨3时，把外事口造反派和红卫兵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严厉批评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径。事后，毛主席明确指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坏人指挥群众搞的。北京市外事组协同北京卫戍区及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了处理。
北京市委很重视外办的工作，周总理抓得也很紧，虽然是地方外事，但很多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周总理常常晚上开会布置工作，一看没有我，就问：“怎么王笑一没有来?”于是我就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去开会，大都是关于安排外宾的参观和住宿等工作。
记得有一件事情，1971年至1973年时，由于北京当时没有多少宾馆、饭店，所以接待外宾比较困难，外宾来了安排不下，客人就在客厅里过夜。这使我们非常尴尬，后来大家商量出一个主意，建议接待外宾的翻译、陪同人员都不住饭店，都回家住，腾出房子给外宾住。这件事登载在外事组的《简报》上，周总理看到这个《简报》，亲自批示，请外交部抓紧办理。
我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事。为做好接待工作，周总理亲自开会研究这个工作。
安排尼克松参观的事情，计划安排去参观八达岭长城。我记得那是2月下旬，参观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雪，这下麻烦了。那时没有高速公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很窄的盘山公路，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周总理一再询问怎么办，是否还能去参观。我们决定先去探探路。我和周荣国副秘书长夜里去八达岭两趟来回检查道路情况，动员公路局用洒水车沿途洒盐水，一直到八达岭。周总理一再打电话，问怎么样，能不能去?毛主席也非常关心。最后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基辛格来华之后、尼克松来华访问之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进行了访问和考察，他先来到北京，我们不卑不亢、比较礼貌地接待了他，后来我们还陪他参观了上海和杭州等地。在上海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酒会上，上海外办主任给黑格敬了酒，黑格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回敬，以后就降低了接待规格，弄得黑格很紧张，很有压力。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情干扰和破坏了中央的方针，到杭州后马上“补课”。
“四人帮”扣我帽子 借机打击周总理
1972年，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我们同世界的联系也多了起来。1972年11月，北京杂技团出访亚非七国演出，我被任命为团长。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次派文艺团体出访演出，中央很重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江青也参加了这次接见。
杂技团演出是专机接送，共有100多人，前往伊朗、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突尼斯、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花了3个多月时间。国外对我们派出这么多人的一个团也非常重视，受访各国国家元首都出面接见我们，有的还观看演出。我们的演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访问归来，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在七国拍的电影纪录片，每个国家一段，合起来整个是一个纪录片，每一段可分别送往不同的国家。当时，我虽是访问团团长，但并不知道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和情况，也没有审查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报中央审查时，江青在审查过程中发了脾气。因为我是团长，在各国的迎接宴会、各场演出和欢送会上露面的机会比较多，她就说我是大国沙文主义，太突出了，给我扣了个“大帽子”。江青看后送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转给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吴德和丁国钰找我谈话，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据实说明了情况。
吴德也很小心，于是要我以后别见报、别上电视，可照常工作。这以后，因为也得有个交代，还开了一个我的“检讨会”。在有杂技团干部参加的会上，我作了检讨。但这次检讨会有点“四不像”，杂技团的干部反映我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装台卸台，不辞劳苦，各国元首都很高兴，也很重视，这次访问很成功，检讨会成了对我的表扬会。不过这个事情总算交代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给我扣的“帽子”才算摘了，能出面工作了。
据我了解，江青给我扣上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其实是为了打击周总理，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周总理领导下的地方外事干部，是周总理的人。江青把整我的材料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没说什么，直接把材料给了吴德，也没有多问。这个莫须有的事情一转到北京市委，就被巧妙地处理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刘一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