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我与周总理的一些接触片断
作者：王笑一 苏 锋
直接领导、参与国共黄河谈判
我早年在北平求学的时候，就对周恩来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一直到后来我在鲁西北、冀鲁豫坚持抗战时，也是这样。抗战胜利后，为了与国民党淡判黄河堵口的问题，我有幸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本侵略者沿陇海铁路继续向西进犯。国民党将豫东20万军队调往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并且作出扒开黄河南岸大堤，阻挡日军西进南下的部署。6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花园口决口后的黄泛区一度成了军事分界线，决口由最初的30米宽增至1460米宽，黄河决堤波及安徽、河南、江苏3省44个县市，84万多公顷良田被淹没，89万多人无辜丧命，1250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山东人闯关东，河南人走西口，黄泛区人民背井离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口，引黄河水回归故道。然而经过8年战火的破坏，大部分堤段已是千疮百孔，应该先复堤才能堵口。如果不先复堤就堵口的话，黄河故道防洪大堤的任何一段势必可能成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花园口”。而且，黄河故道上已经有很多劳苦大众在此生息居住，共产党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不先复堤、迁徙故道居民，而急于堵口，其实是想用堵口以示善政并阴谋分割冀鲁豫解放区。
当时我任冀鲁豫第二专署专员，冀鲁豫区党委派赵明甫参议长和我做代表，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我们开始和他们在开封和菏泽先后两次谈判，达成了“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协议首先决定先复堤后堵口的原则，对下游故道群众的搬迁、防洪大堤的修复、堵口复堤所需物资的筹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可国民党政府公然撕毁协议，提出要在大汛之前堵口。白崇禧、胡宗南、刘峙等人也先后打着“视察”、“参观”的旗号督促花园口迅速堵口。宋子文公然否定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汛后堵口方案。
在蒋介石眼中，不顾复堤和迁徙居民，就让黄河流回故道，制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黄泛区，势必把冀鲁豫解放区分割为南北两片，游击战争受到限制，他们就能“分而歼之”，其作用不亚于40万大军。他们这种“以水代军”的阴谋完全不顾老百姓的安危，撕毁了国共双方签定的协议，我们在报纸上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全国各界的声援。
当时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我们到南京后，就去找他，我们汇报情况后，他马上着手直接抓此事，请美国水利专家塔德吃饭咨询情况，还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的代理署长福兰克芮等沟通，排除国民党的阻挠，为故道居民、复堤工程争取物资和器材。
黄河谈判的工作前后持续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我们解放区救济总会办事处设在上海的沪江别墅，我们在那里租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共办事处在上海也有，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我们隔得不远。周恩来后来常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所以我们接触比较频繁。我们将争取到的救援物资从上海运送至解放区，然后将实际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和工作进展不时地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和工作安排。记得有一次，我去南京汇报工作，当时天气很热，周恩来和邓大姐就带上我出去兜风，在中山陵一带转了几圈，周恩来事先嘱咐我说：“这是国民党派的车，司机可能是特务，说话要小心”。那一次兜风，我记忆非常深刻。
周恩来非常关心黄河堵口和复堤情况，在谈判间隙，我曾陪他两次去郑州视察渡口，并到开封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一番有力的论争，最终与国民党、联合国救济总署达成协议，对解放区复堤款的支付及救济费做了明确规定。我记得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主任是蒋廷黻。然而，国民党再次公然撕毁协议，大举向冀鲁豫解放区进攻，扫射复堤民工，抢夺复堤物资，破坏复堤工程的建设。面对我们的严正抗议，国民党当局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暗地加快了堵口工程。
黄河大汛一般是每年的6、7、8月，这个时候大水来了，黄河就容易决口。1946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企图在大汛前堵口，将洪水引向对黄河故道，这样对解放区必然造成严重灾难，而且解放区就被水分割了。国民党汛前堵口的阴谋，因大汛把打好的木桩冲毁，汛前堵口阴谋失败了。我在监督堵口情况时，看到汛前堵口失败，马上报告周恩来。我们转而集中力量，争取一些物资、器材、药品和面粉等物品，并取得了胜利。第二年，我们还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再次堵口，组织了复堤整险运动，与之展开了周旋。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周恩来在谈判时的表情。他一般情况下是平心静气、神态自若的，在和国民党官员、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谈判时，坚持有理、有据、有节的原则，以理服人。当然他有时候也会朝对方发点脾气，发脾气的原因是国民党某些官员傲慢无礼，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说：“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对方也就只好收敛了。正是因为周恩来领导的黄河谈判，不仅为解放区赢得了一批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更为我们赢得了准备迎接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宝贵时间。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成功，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紧接着，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鄂豫皖等地全面展开反攻，取得一系列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军”的阴谋。与此同时，解放区复堤整险工程也全面竣工。随后的3年，黄河安然度过了3次大汛，书写了治黄史上的新篇章。
记忆力惊人 犹记当年天津掌故
1948年冬，平津战役胜利在望。按照中央的部署，为接管天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我为接管后的天津市人民法院院长。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们随即投入到接管工作之中。天津市是首先解放的城市，天津市的领导任命都在报纸上登了，周恩来看到了。天津解放后不久，他到天津视察，向天津市委领导问到我在天津工作的情况，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的黄火青通知我，说周恩来同志问起你，你应该去看看他。
一天晚上，天津市委通知我去见周恩来，当时他住在云南路招待所，我们晚上一块吃的饭，他很高兴，问长问短，然后问到天津的情况，我也如实地向他汇报了天津法院的工作。当他听到我们对犯人的改造和方便群众的一些工作时，表示了肯定，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晚饭后，我陪他到云南路、睦南道一带散步，这里曾经是当年天津租界的地方，也曾经是天津有权势人家的住地，都是一些高级别墅、名人住宅。他对这里很熟悉，在散步中不时地指出这里曾经是哪一位名人的住宅，那里曾经是哪一位名人的住宅。
周恩来少年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也是在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还清楚地记得天津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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