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陈独秀谈《红楼梦》
作者：朱 洪
1917年3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答钱玄同(文学改良)》，谈到章太炎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人善写者乎?”
章太炎在日本讲训诂，陈独秀是听课客之一。章太炎一向瞧不起小说，却赞扬《红楼梦》善写人情。这是不低的评价，因为《庄子》、《史记》也谈不上善写人情呢!
这是陈独秀借章太炎的话，赞扬《红楼梦》的作者善写人情。“八家”指唐、宋八家，“七子”指明前七子和后七子。在陈独秀眼里，明前七子和后七子，加上归、方、刘、姚四人，构成了阻碍文学进步的十八妖魔。其中，“方、刘、姚”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和姚鼐，他们是陈独秀的前辈老乡。
章太炎关于《红楼梦》善于写人情的思想，陈独秀4年后借为《红楼梦》写序，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出版《红楼梦》时，汪原放不仅在卷首刊登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同时刊登了时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4月写于广州看云楼的《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陈独秀和胡适友谊出现了裂痕，但不影响汪原放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陈独秀开头说：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胡适曾在美国谈过中西传记文学的区别，陈独秀在这里谈到中西小说的区别。在他看来，中国人写小说和写历史不分，导致了两个坏的结果，既写不好小说的人情，又影响了历史的正确性。不像西方，小说归小说，历史归历史，分工明确，前者专写人情，后者专写故事。中国文人，因怕扰祸，常常把故事隐藏在小说里。官方的史书，常隐瞒实情。所以，后人更喜欢读小说，因为里面有真实的东西。陈独秀认为做历史的和写小说的应该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
陈独秀怎么看《红楼梦》呢?他说：“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这段话表明，陈独秀读《石头记》，是把它当小说看，而不要当历史看。这和胡适有根本的区别，因为胡适是把《红楼梦》当曹家的历史看，而不是当小说看。这和两人的文化结构有关，胡适更接近历史学家，陈独秀走的则是另外的路子。对于胡适考证《红楼梦》，把它当历史和故事看，陈独秀是反对的。他说：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作小说的人，只应该作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其中有否定胡适拿实用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意思。“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就明确地说的是胡适考证《红楼梦》。但陈独秀点到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批评。陈独秀写此文前几个月，发生了《新青年》风波，陈独秀、胡适几乎翻脸。所以，陈独秀一方面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一方面措词委婉，以免进一步闹僵。因为两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矛盾公开了，不是给外人看笑话吗?
在陈独秀看来，《石头记》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该书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他最后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这话是说，如果不“尽量删削”其中的“琐屑的故事”，《红楼梦》就算不上“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陈独秀写《红楼梦》的序，是受亚东图书馆老朋友汪原放之托。从内容看，陈独秀是不同意刚刚与自己闹了矛盾的胡适的观点的。但后人不完全这么看。
1973年7月，李希凡和蓝翎写成《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场尖锐的斗争》，谈到陈独秀写此文与胡适的关系说：
机会主义的头子陈独秀，也让胡适牵着鼻子跟在后边充“新红学家”，大谈《红楼梦》。他竭力反对在《红楼梦》研究中宣传主义，胡说“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少谈些主义”的腔调么。
“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少谈些主义’的腔调么”，那意思是说，陈独秀和胡适在研究《红楼梦》的态度上，步调是一致的。这是李希凡和蓝翎在阶级斗争的特定年代，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
沈雁冰支持陈独秀删改《红楼梦》的意见
陈独秀关于删节《红楼梦》的思想，不只是写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序里，他的思想早在4年前，就发表在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三答钱玄同》的信里了。他写道：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若多读旧时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并非是我说老究的话，也不是我一面提倡近代文学，一面又劝人勿读小说，弹词，未免自相矛盾，只因为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读书，截然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也。
“《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句话，可以看出陈独秀非常不喜欢《红楼梦》里烦琐的细微末节的描写。
1934年春，曾帮助陈独秀编辑过《新青年》的沈雁冰(茅盾)，为便于中学生从《红楼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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