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
作者：黄 涛
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从1956年发出征文启事，到1982年全部出齐，经过了26年的曲折过程。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定，我曾主持《星火燎原》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我想，谈谈《星火燎原》诞生背后的故事，是有一定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
1956年，中央军委开会筹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要求全军把纪念活动开展得隆重、深入。会议通过《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工作筹备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出一部纪念建军30周年、记述我军30年战斗历程的书。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军迅速开展起规模浩大的征文活动。在军内，总政发了一个电报通知；对军外则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小报普遍刊登启事，开始征文。军内外反映十分热烈，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回忆录写作的热潮。当时的总政主任是罗荣桓元帅，具体抓这项工作的是副主任肖华上将。
1956年7月总政发出征文启事，8月就收到第一篇应征稿——全国人大民委兼国务院民委副主任谢扶民的《苗山一夜》，后来被编人《星火燎原》第3集。此后，稿件源源不断地涌来。 为了将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总政治部的来稿进行整理、编辑，总政宣传部、文化部各抽调5名干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编辑部是一个临时机构，有一个“三十年征文”的图章，但没有机构和人员的正式编制，未设主编、副主编等职，指定由我(时为总政宣传部处长)主持日常工作。编辑部办公地点开始时设在总政办公大楼的五层，以后由于工作逐渐展开，编辑越来越多，最多时到了40多人，稿子也越来越多，房间不够用了，换了好几处办公地点，最后编辑部搬到广安门内总参第二招待所办公。
中央的支持与关心
征文活动开展以后，从中央领导、开国将帅，到党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和省市的领导干部们。都很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积极支持，热心参与。
刘少奇、周恩来都亲自为编辑部审阅过有关的文章，还打电话到编辑部谈他们的意见。
那时，办公条件简陋，总参第二招待所楼道里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刘主席办公室或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也是服务员接到以后到房间找人，才能打通电话。有一天，我们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星火燎原》在反映军队后勤工作方面要有一定数量的文章。我们都很吃惊，猜想周恩来一定是抽时间看了《星火燎原》这部书或者报纸上转载的文章，不然怎么能做出这样具体的重要指示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编辑部检查《星火燎原》1至7集的编辑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并将检查情况写了报告。周恩来圈阅了这一报告，圈阅件很快退到了编辑部。
《星火燎原》第7集《大地重光》一文，写1945年9月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的部队向沈阳进军的情况，其中提到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编辑部送彭真审阅。1962年5月22日彭真对该文做了一些修改，对文中写的该文作者到延安见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一节批示：此段，请核实当时的记录后，抄少奇同志审阅。刘少奇于7月16日审阅这篇文章，并做了十多处修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编辑部曾接到刘主席办公室三次电话：第一次说，《大地重光》一文已经收到了，少奇同志最近几天在开会，过两天才能看；第二次说，少奇同志已经看过，指示去调档案；第三次说，少奇同志已经审阅修改过，稿件已退回。中央领导人对一篇文章这样认真审改，刘主席办公室这样认真谦虚、讲究效率，使编辑部深受教益。
邓小平为《星火燎原》审阅过四篇文章，有的文章做了多处修改并做了重要补充；有的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又第二次进行审阅。
我们向朱德写了一个报告，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写一篇文章。朱德最初答应把他过去的一些诗作给我们发表，后来，他给《星火燎原》写了一篇序言。
彭德怀圈阅了《星火燎原》编辑部关于征文情况和全书编辑方案以及第1集编辑计划，并审定修改了八篇关于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回忆文章。他还召集红三军团部分老同志开座谈会，研究怎样编写红三军团战史和为《星火燎原》写稿的问题，并指定编辑部派人参加。彭德怀本来答应为《星火燎原》写一篇文章，但由于1959年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未能实现，直到他含冤去世而成为一件憾事。
刘伯承为《星火燎原》写了《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和《千里跃进大别山》三篇文章。我们的编辑到他家去约稿，在去之前想象一位元帅的家应当比较讲究，没想到走进刘帅家一看，摆设简朴到再简单不过的地步，招待客人连茶杯都没有，而是用抗美援朝时期的军用搪瓷缸子。
贺龙看到编辑部的约稿信后，接见了编辑部的同志。他说：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是我军的一件大事，全军同志都应该积极参加写作，特别是一些在部队工作时间长的同志，更要动笔。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这部书的质量。后来他召集红二方面军的一些老同志开座谈会，商量如何为《星火燎原》写稿。他还指定一位老同志帮助编辑部审阅关于红二方面军的来稿，避免失实。1958年7月他写了《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定稿后又和许光达、王震、王尚荣商量，由他们三人写了《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
陈毅为《星火燎原》写了《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江南抗战之春》两篇文章。他对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的形成的请示，批示道：“根据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的游击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1928年5月即广泛宣传了。”陈毅还对《星火燎原》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编辑计划批示同意。
罗荣桓曾任总政主任，长期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对我们的指示比较多。他和我们一位编辑长谈过两次有关我军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一次是1958年初，他说，有人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起点是秋收起义，其实应该是南昌起义。没有南昌起义的教训，就不会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夺取城市的试验，武装割据则是秋收起义指出的道路。他还谈到了农民武装、俘虏政策、游击战争、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等问题。另一次是1958年下半年，他着重谈了五次反“围剿”、宁都会议、抗日先遣队、长征、遵义会议和党的七大等历史事件。他还提出一、二、三次反“围剿”让刘亚楼写三篇文章。对辽沈战役，他反复强调要多写毛主席。罗荣桓为《星火燎原》写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为了这篇文章，1958年春他曾让我们一位编辑随他到成都开会，利用会议间隙进行修改。同年5月3日，为修改文稿问题，罗荣桓又亲笔写信给我们。1958年和1961年罗荣桓两次为编辑部审稿，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罗荣桓对《星火燎原》的关怀，令我们深为感动。
徐向前看到约稿信后，接见了我们，为《星火燎原》写了《奔向海陆丰》、《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两篇文章，并为编辑部审阅过两篇文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