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中南海的转向：中关村崛起道路上的转折点
作者：凌志军
中关村的崛起，同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如出一辙，是科技创业者自发推动的结果，是在政府管制的缝隙和漏洞中创建起来的。因此，从1980年中关村第一家公司创办起，社会上就充满了争议，有人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为“骗子一条街”。如何让这些离经叛道者获得认可，建立起规范和秩序，是中关村走向坦途必不可少的一步。1987年底，新华社记者的一篇关于中关村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引发了中南海的一个行动……
中南海的第四次调查
最迟到1987年12月，一位中办负责人已经注意到中关村的争端。当时他负责一个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机构。这机构由一群头脑敏锐、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组成，并无实权，但却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决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议。现在，这位中办负责人把国务院七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中南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中关村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来一次彻底调查。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栋的官员率领着，浩浩荡荡，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最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维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中办负责人在支持，而且还有别人。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维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一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
于维栋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做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第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中关村是个惹是生非之地，过去几年没完没了的那些举报、攻击、调查和批示，不绝于耳。于维栋能够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见，甚至洞悉“中央领导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样说明这个问题”当做第一个关键。这一点他从自己的直接上级那里也能体会。后者向他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这个调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个是时机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让中央领导接受他们的结论，进而让调查人员的想法产生效果，甚至变成一项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很多年以后，于维栋回忆起这段往事，承认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中央办公厅，也要考虑到方式，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我深知要办成一件事是比较难的。”
于维栋小组的调查持续了两个月，涉及至少100家企业和所有的政府部门，还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召集一个又一个会议，不仅面见白颐路上那些最出名的生意人，而且也把那些对白颐路怨言最甚的政府官员也都请来了。
我们仔细检查中关村的历史记录，可以知道，由中南海组成调查组，这已经是第四次。然而这次调查不同于以往。中南海似乎对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厌倦了，也不想继续“和稀泥”，至少那些头脑冷静的人在考虑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始认真评估这次调查的价值所在，有些人还意识到，这中间有些东西将对整个国家发生影响。根据当时调查组一位成员的回忆，在1988年的最初几周，中央办公厅这位负责人连续三次把调查组召进中南海，先是指示于维栋“把这个调查搞彻底”，不必顾及任何人的喜怒好恶，然后又宣布“要支持中关村一条街”。在迄今为止此起彼伏的争论中，这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砝码毫不含糊地放到“叛逆者”一边。
每年一度的海淀区人代会上，中关村都会成为分歧的焦点。1988年早春的这次人代会依然延续这个传统。副区长邵干坤成了人民代表质询的对象。不同的是，这一次邵干坤态度强硬，作为中央调查组的成员，他每天耳濡目染，看出中南海正在转向，所以不再王顾左右而言他，也不再模棱两可。有人说，白颐路上的所谓新公司其实都是“骗子”。他就说：“我有事实，它是光明正大的，没有骗。”有人说，科技人员的收入太高了。他就说：“一点也不高，是太低了。”有人质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就把头一抬，大声说：“电子一条街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大做文章。”人民代表面面相觑，他们还都被蒙在鼓里。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于维栋正在中南海加紧起草调查报告。他为这个调查已经鼓起全部勇气，倾心尽力，但是事到临头，还是暴露出一个专业调查人员的局限。他原本以为自己的报告应当是一篇成熟的文章，刊登到报纸上便大功告成。可是当他在2月25日同上级领导讨论报告主旨时，后者却直截了当地说出一个更大企图，“仅仅发表一下，那力度是不够的”，这位领导说，“这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要给中央领导一个决策”。财经领导小组将在下周一开会，他要于维栋赶在此前完成报告，“提到会议上去”。
于维栋感到冥冥之中的那个时刻就要到来，既兴奋又紧张，日夜苦干，到27日下午5点，终于完成最后的修正。这是星期六。那时候还没实行双休日，整个中南海还在工作。于维栋知道领导等着他的报告呢，当即送去。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红机”旁边寸步不离，等待回音。晚上8点钟，“红机”响了，领导说，“报告我看了两遍，就改了一个字”。
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在周一下午召开，议题如所期待地讨论科技问题。于维栋得到通知参加会议，早早来到会场，看见官员们鱼贯而入。他以为大功告成，心里高兴，然后打开桌上的文件夹，寻找那份报告，不料竟是踪影全无。很多年后，他还能记得那天的场面。“我一看，”他说，“心里就凉了半截。”想到自己的报告星期六晚上才送去，一个晚上打印不出来，不禁暗暗叫苦。
于维栋坐在那里满腹心事。这一边，国务院的部长们开始汇报，一个接着一个，沉闷冗长。直到日落西山，华灯初起，还是没个头绪。于维栋看到主持者看了看表，宣布会议暂停，等到下周一继续讨论，当即转忧为喜，在心里说：“他要接着开会，我就有希望。”
他回到家里，在忐忑不安的状态中过了两天。到星期三下午，“红机”忽然响起。他拿起来，就听到一个声音在对面说：“老于啊，你们那个报告，领导同志有很长的批示，要在下星期一的会上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