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见证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

作者：林蕴晖

　　因此，杜润生自1979年2月到国家农委上任以后，力主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当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会议主题是讨论生产责任制。尽管与会者多数赞成包产到户，但这并没有为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所接受。杜润生说，当时华国锋、李先念和王任重（国家农委主任）都很重视农业，但囿于毛泽东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思想，都反对搞包产到户。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由杜润生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多样化。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结果，多数与会者不主张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以致后来万里（这时王任重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万里兼任农委主任）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1962年就曾明确指出：“看用哪种形式（指生产关系——引者注）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到1979年，鉴于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反对包产到户，邓小平一时也难于表态。杜润生后来回忆道，在一次华国锋主持的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但也发生点问题等情况。华国锋等都表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农业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到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汇报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此后不久，5月31日，邓小平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农村政策时，邓小平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杜润生回忆说：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会后，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邓小平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
　　
　　邓小平的上述几次谈话，预示着包产到户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杜润生也由此与邓小平走到了一起。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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