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见证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
作者：林蕴晖
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
与毛泽东由近而远
杜润生初见毛泽东是1950年初。当时，中共中央为制定《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杜润生以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先后与中南局干部张根生、任爱生，中南地区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陈正人（江西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等两次进京汇报并参与讨论。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主持中央会议，杜润生列席，开始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交往。
毛泽东在得知杜润生是山西人后，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的。毛泽东还指着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有好几位姓杜的。毛泽东这一席话，使杜润生感到一下拉近了与毛泽东的距离，消除了陌生感。
接着，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一是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二是土改要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同时，发现积极分子，建立农会，第二步再分配土地。杜润生说：“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新区恐怕也有这么一个时期。”毛泽东听后表示：这个安排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要杜润生正式写个报告。
在谈到富农问题时，杜润生谈了邓子恢认为中南地区地主占有土地数量少，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主张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和多余土地。毛泽东说：富农土地，以不动为好。因为现在还是反封建，城乡资产阶级都要保留，这有利于生产，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落后。“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要杜润生回去向邓子恢做点解释。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杜润生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写成报告送中央研究室。毛泽东亲自批示：
一月二十六日由中南局转来杜润生一月十九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
杜润生回忆说：“通过这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们一条意见，否定了我们的另一条意见。”
由上可见，杜润生不只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接触，而且就政策思想而言，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杜润生再见毛泽东，是1953年1月的事了。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邓子恢、杜润生到京后去向毛泽东报到。毛泽东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央这个文件，正式提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的时候，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折它。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上篇是民主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现在要作第二篇文章了。我们计划在10年至20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直接点名问杜润生：你所了解的农村情况如何？
杜润生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有困难，也有思想顾虑。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急也不行。邓子恢插话说：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杜润生接着说：现在到了春耕时节，但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还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杜润生还谈了农村对“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反映强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些情况很重要，你们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
不久，中共中央下发了两个文件：《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杜润生还以农村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为主线，为《人民日报》起草了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同时，中央还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
可以认为，毛泽东是采纳了杜润生、邓子恢二人的意见的。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谈话也已反映出邓子恢、杜润生二人的思想与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的要求（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搞社会主义）是有距离的。因此，邓子恢在告别毛泽东回机关的路上对杜润生说：看来合作化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但是15年还长，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在细节方面即在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用心，多替中央操心。
为了从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替中央操心，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春的工作中心，主要放在了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方面。但是，随着粮食市场的紧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毛泽东和中央的政策是要求加快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于是从1953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确保私有财产”、提倡“四大自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根据1953年12月中央作出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工作的中心由发展互助组转向发展合作社。1954年冬到1955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急剧上升，农村出现了杀猪、宰牛的混乱现象。
1955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杜润生回忆说，我们简略地谈道：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儿了，有几个地方，如浙江、河北的某些地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入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贫农对互助组是欢迎的，特别是互助组能解决牲口、农具的缺乏，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交换，所以受欢迎。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一段名言：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的“三字方针”，指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
鉴于浙江的问题比较严重，邓子恢与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共同商量决定，先以中央农工部名义致电浙江省委，建议浙江对合作社数量进行压缩（电报经陈伯达转呈毛泽东，陈伯达回电说：“农工部文件以自己名义发可以”）。随后，杜润生奉命与中央二办的袁成隆去浙江共同商量执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