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慰安妇”问题的过去与近况
作者：苏智良
“慰安妇”问题的由来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专属的性奴隶。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16万人，“慰安妇”遭受了旷古未闻的苦难。
1931年，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设在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于是日军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陆军作战区域建立慰安所。由此可知，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根据调查，上海现已发现的日军慰安所达149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掳掠中国良家妇女、朝鲜妇女等充当“慰安妇”，并按一定比例配备给部队，广泛地设立慰安所，这标志着“慰安妇”制度的正式确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用意不仅在于为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以提升其日益衰减的战斗士气，更是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军方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只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慰安妇”制度在中国被普遍推行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慰安妇”制度又推广到东南亚各地。
在战后的审判中，妇女遭受日军暴力侵害虽然曾作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受到审判，但是只限于强奸、轮奸的案例。可以说，“慰安妇”问题与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以及细菌战等问题一样，也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之一。首先，日本国家没有向广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的尊严没有得到恢复，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她们始终背负着战争的伤害，战后还要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包括日本政要的肆意歪曲与诬蔑。其次，战后“慰安妇”问题长期被忽视，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者矢口否认这是极其野蛮且违反人道的侵略行为，在本质上是践踏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类的罪行。
战后“慰安妇”问题逐渐被人们所淡忘。20世纪 90年代初，在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人权团体的协助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曾经深受“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首先就战争期间的韩国妇女挺身队问题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赔偿。1992年8月，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冲破重重的社会压力，讲出了自己的证言。此后受害者们纷纷出来作证。接着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也相继被发现，这些资料为揭开“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个追究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罪行的国际运动在亚洲开展起来。
日本政府的立场
随着事实真相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要求日本公开谢罪并予以赔偿的国际集会和相关研讨会不断举行，国际社会敦促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朝野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进步学者荒井信一、吉见义明等教授于1993年正式建立了“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并进行艰苦的调查。同年开始，日本学者与韩国学者联合举办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讨会，还建立了共同研究的组织，且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进行了互访，定期就“慰安妇”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交流。
在韩国和日本有关人士的积极活动下，“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同年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现代奴隶制讨论会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文件，要求基于国际法的立场关注日军的“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宣言谴责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并提出有效追究的原则。宣言还认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政府在民间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于1992年7月和1993年8月，两次公布了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承认在日本仍然存有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本政府和军队与“慰安妇”问题的直接关系，从而证明了“慰安妇”的强迫性质。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他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设置、管理以及运送“慰安妇”，“慰安妇”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在当时军队的参与下，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的问题”，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
对“河野谈话”，日本方面的解读是这样的，即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直接从东京（中央）下令强制招募“慰安妇”，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领区的日军要求私人交易商设立这样的慰安场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妇”历史的“道德责任”，并对此表示遗憾，但不接受赔偿（“慰安妇”）的“法律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向仍幸存的受害妇女做出正式道歉、赔偿，并否认它应负的法律责任。其理由在于，第一，最新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不能追溯适用。第二，奴役不能准确描述慰安所的体制，根据二战时适用的国际法，禁止奴役尚不构成习惯性规范。第三，根据1907年第4号《海牙条约》或二战时期生效的国际法可以援用的习惯规范，武装冲突中的强奸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第四，战争法规只适用于日军针对交战国国民的行为，而不能涵盖日军针对日本和朝鲜国民的行为，因为朝鲜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属地。第五，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战后所缔结的双边条约已予解决；“慰安妇”等个人的赔偿要求已经涵盖在二战后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和平条约或国际协议之中了。第六，二战时涉及“慰安妇”的所有民事或刑事案件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的追诉时限。
因此，日本政府于1995年设立了亚洲妇女基金，希望依靠私人捐款的方式来给这些“慰安妇”提供补偿。很明显，日本政府试图鱼目混珠，逃避其应负的国家责任和法律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河野谈话”后，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在种种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对“慰安妇”等历史事实予以否认。例如，1998年8月，时任小渊惠三内阁农林水产相的中川昭一发表过“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的言论。日本政府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包括“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不时发出噪音，扭曲、否认历史事实，致使“慰安妇”问题成了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