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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作者：散　木

　　
　　“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杨荣国必不可免地再次受到了“批判”，只不过这一次是不点名的“批判”了，当时许多报纸上的文章在提到他时，都用了“广东那个教授”的说法。
　　1978年8月，杨荣国由于受到审查和批判，心情抑郁，在广州患癌症过世。
　　在病中，因为他当时的名声，导致他在医疗中也受到了一定的歧视，他从广东的迎宾馆总统楼，相继迁至部长级房间、高干病房、普通病房，曾经的那些络绎不绝的探望者，忽然一夜之间不见了。所谓世态炎凉，杨荣国是亲身体会到了。
　　关于此事，舒芜在《忆杨荣国教授》一文曾详细讲述，他说：“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之中，评法批儒运动当然要作为一场政治阴谋受到清算，杨荣国也免不了受到批评，但报刊上并未点他的名，只称为‘南方某教授’，留有余地。不久就听说杨荣国病逝广州。后来又听说，已经查明，他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还看到他女儿发表的文章，写他父亲病重住院时，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她父亲立刻从首长住的特级病房被迁入高干病房，又被迁入多人合住的普通大病房，饱尝顷刻炎凉的滋味。还说当时批判揭发中有一些过火不实之词，例如有此一说：美国总统特赠周恩来总理一种名贵特效良药，被移用于杨荣国身上，致使周总理不治，此说最使群情激愤，杨荣国最感冤屈，几次言之泪下。我看了也不禁浩叹。我确知杨荣国几十年前就鼓吹法家，此在‘文革’初期，并未使杨荣国能免于‘牛棚’受难，家破人亡；到了‘文革’后期，不知怎样被‘四人帮’发现了，适合了政治阴谋的需要，遂使杨荣国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大概他自己还真以为吾道大昌，天将以为木铎，却不知只是被摆到场面上利用利用而已，密室阴谋是不会让他这样一个老书生与闻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
　　1982年6月，在杨荣国病逝4年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作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说杨荣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以及杨荣国“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无关系”，这也是说杨荣国并不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的确，所谓“评法批儒”，杨荣国和发动者的心思就是不同的，正如舒芜所说：“我也知道杨荣国讲法家，不自今日始，解放前他在南宁写中国思想史时，已经对法家评价很高，正好适合了目前某种需要，倒不是有意迎合，曲学阿世。”
　　说杨荣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并非都是“唯上”，是因为杨荣国在学术上从来都是一个“抑孔”的学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桂林和重庆，杨荣国先后写有《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和《孔墨的思想》等著作，书中他持“扬墨抑孔”的主张，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可谓终生不渝。当时后方的进步学者，代表者如郭沫若是“扬孔抑墨”的，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和杨荣国等则相反。当时《读书与出版》杂志曾介绍杨荣国著《孔墨的思想》，称：“对孔家与墨家学说的估价，在抗战时期学术界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郭沫若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在《十批判书》的《孔墨的批判》一篇中说得非常清楚。郭先生认为，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但别的学者，如翦伯赞先生和《孔墨的思想》一书的作者杨荣国先生的看法则恰恰与郭先生的相反。杨荣国先生在这本书中认为，孔子生在‘奴隶制正趋没落，封建制则正在那里开始发芽’的时代，而孔子的立场则是：‘出身于旧的贵族，他非常不甘心旧的社会就这样没落下去，总在想方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至于墨子呢，他‘和孔老夫子成了敌对派，孔老先生是在如何维护贵族，墨子则反是，他就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当然不能把郭先生的意见和复古派的歌颂孔孟并为一谈，郭先生是企图从封建专制时代的儒家的烟瘴下恢复孔子思想在当时时代中的真实的地位。当然也不能以为翦、杨诸先生的意见就是把墨家的思想看做是完整的革命思想，他们也是企图把墨家在当时时代中的本色揭露出来。这一个争论在学术界中可说并没有十分展开，所以这也未得到一致公议的结论。现实的许多迫切需要人们去解决的问题使得学术界不可能多花精力在这类问题上。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不仅是有关在三千年来的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两大学派的估价问题，而且是从这一问题上接触到如何总结中国的思想史，如何估价历史上的种种思想学派的根本问题。”
　　杨荣国当时的几部著作，如《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都反映了他执著地打倒“孔家店”的立场。“孔丘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意愿”，这是他根据研究得来的体会，遥自“五四”之后，有许多人赞同这种意见。
　　至于后来的杨荣国，其弟子之一的李锦全曾在《杨荣国文集·前言》中评论说：“杨荣国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在这个年代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出身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亦没有受过名师指点，学的是教育，做过几年中学教师，参加革命后做的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是他自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通过学术争鸣形成自己的观点。如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和郭沫若不同，他认为孔子说的‘复礼’和‘吾从周’，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主张历史的倒退。‘文革’时期‘四人帮’胡说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是别有用心来影射攻击周总理。而杨荣国所以批评孔子说的‘吾从周’，并非反对周公本人，更与影射周总理无关。他认为春秋时代的孔子，却主张‘复礼’、‘从周’，即恢复到西周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提出批评。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的看法，认为殷周是种族奴隶制社会，到春秋战国才转向封建制。他在‘文革’时写的批孔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不过是他在《孔墨的思想》一书中原有学术观点的发挥。但由于‘四人帮’的利用和歪曲附会，把批孔说成是批判‘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后来又说可以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完全是政治上的附会，并非是杨荣国本来批孔的原意。”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标题和内容有改动）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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