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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作者：散 木
“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
杨荣国（1907—1978），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学者，湖南长沙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长期在中山大学工作，一直到他逝世为止，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校党委常委等职。这期间，他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文化大革命”之前，杨荣国已在共和国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有所表现，小有名气。如批判胡适、梁漱溟以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中山大学的刘节等，他先后写有《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章。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根据于光远的回忆：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会议。当时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座谈会名单是中宣部开的，报上去后毛泽东同意了。在这个名单里，年长者有高亨、杨荣国，至于青年人，则有王若水、姚文元。据说毛泽东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荣国与众多“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严酷的批斗，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被隔离审查，还遭到过非人的迫害，抄家、毒打、扣发工资、被派送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子陈慧敏更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的命运却突然转向了。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审查之后，1973年，杨荣国恢复了工作，此后他还曾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等。
杨荣国命运何以如此剧变？这要从他发表在《红旗》1972年第12期上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杨荣国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提出的主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此后，1973年8月7日，杨荣国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对他的上述观点进一步详细阐述。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还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杨荣国的文章，并向他人推荐。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讲话，谈到“批林批孔”运动发动经过时，提及这件事。她说：“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望主席”的。“去年春天”，正是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林批孔”话题的时候。江青回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此后8月5日，“主席把我叫了去，叫我作笔记，写了一首诗，标题叫《〈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这是“批判”郭沫若的。接着，江青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上海、广州的学者”，包括杨荣国，跑在了“批孔’的前列，及后而跟上的，则是北京的“梁效”。
由此，杨荣国命运骤变，并很快成为红极一时的“批林批孔”学者。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
杨荣国讲完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迟群还恶狠狠地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继之的17日，杨荣国又在《南方日报》发表了《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一文，随即又于翌年先后发表有《桑弘羊的哲学思想》（《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南方日报》3月5日）、《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光明日报》8月24日）等文章。
也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3年“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杨荣国的文章红极一时，成为各地组织学习的典范之作。杨荣国最“红”的时候，是“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过评法批儒，接着到各省讲学，都是各省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到飞机场、火车站迎送，在省报头条上发消息，特号字大标题报道‘杨荣国教授来我省讲学’”。到了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
不过，由于是奉命而作，加上多年意识形态斗争的套路和惯性，杨荣国的这些著作、文章只堪是“帮派文章”，很难说有学术价值。例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说杨荣国此前的”批林批孔”还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这时却已完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等的炮弹了。此后，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杨荣国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进行所谓“周游列国”式的巡回报告。报告中竟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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