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体制改革

作者：韩晋芳　张柏春

没听说过百分制，所以就只能够照抄了。我到哈工大当教务长时，校长就对我讲：“他(指苏联专家)说什么话你照着办就得”。当时就是要学习苏联。后来因为我对办工学院有看法，认为照苏联的方法不容易办好，同时专业也不适合，所以1955年我就请求调回北京了。
　　
　　访问者：当时像您持这种态度、观点的人多吗?
　　马大猷：当时哈工大教师中基本都是从助教起就学习苏联的课程，所以开始并没有什么意见，以后这些人见识多了，就有不同的看法了。不过在1953年时还没有什么，李昌任校长后，他有些想法，以后就慢慢改变了。
　　
　　访问者：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教育部推行课程改革，您曾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课程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工学院的课程草案。当时制定课程草案的原则和思路是什么?
　　马大猷：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各方面都非常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开始在北大工学院办了许多短期班，或者特别班等，主要是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方面。以后教育部重视起来开始讨论规模问题，认为工程教育需要加大，并且讨论到课程问题。一般来说，工程方面的科学基础是数、理、化，但像土木、机械等工程当时不需要化学或跟化学没多少关系，所以就减少化学课程，或者加大其他的课程。诸如此类。因为要一门一门课程来考虑，所以课程改革的时间很长。
　　
　　访问者：当时课程改革的效果如何?
　　马大猷：如果说大的效果，就是理工分开了，成立了专门的工学院。具体效果就是各个系的课程都改变了，变得更接近现代实用，但是把长远的问题放松了。
　　
　　访问者：1951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个工学院的会议您参加了吗?
　　马大猷：好像没有，因为我去参加土改，到1951年6月才回来。
　　
　　访问者：1951年11月，教育部举行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您参加了吗?
　　马大猷：也没参加，那时我已调到哈工大了。
　　
　　教育改革
　　
　　访问者：您到哈工大以后，当时哈工大的苏联专家多吗?
　　马大猷：我到哈工大时，中国的干部很少，就有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还有一个秘书长，再加上我。我刚到哈尔滨时是当研究生院主任，1952年任教务长。中国教员中只有一个数学教授是原来在那里的，其他课程都由苏联专家担任。苏联派了一整套教师，以一个教授为主，有许多教员，教员其实都是讲师，跟教授水平差得很远。不过他们都严肃认真，是优秀的教师。那时哈工大还从全国调了很多教师，哈工大校长到各个学校去，了解一些讲师、助教的情况后，就提出把他们调到哈工大。
　　
　　访问者：向谁提出这个问题?
　　马大猷：向教育部提，由教育部把人调到哈工大。当时调人的说法就是去学习做系主任。实际上是做苏联专家的研究生，学习苏联专家开的课，以自己能够开出这门课就算毕业。通过这种办法，哈工大各方面的教师都有了。
　　
　　访问者：各校派来的人能开课后，还能不能回原来的学校?
　　马大猷：绝大部分留到哈工大了，也有一部分过了一年或两年后又回原来的学校了。当时这些研究生，后来不少成为重要人才。
　　
　　访问者：当时哈工大的教学计划、教材是不是全是苏联的?
　　马大猷：教学计划基本是将苏联的教学计划加以修改。为什么要修改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教授觉得苏联的教学计划比较难实行。有一个教授叫洪晶，原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她就感觉到有些苏联教学计划提得太高。比如当时有一份教学计划里有超导体。在普通大学，讲超导体是很困难的，因为导体还不知道，怎么讲超导体?她就问苏联教授，说这怎么考虑?苏联教授说这很简单，你就讲一句话就行了，不必细讲。所以当时的教学计划不是要严格照讲的，很多东西讲一句话就过去了。我们修改后的教学计划就是把苏联的教学计划简化到实际使用的程度。
　　
　　访问者：那教材怎么办?
　　马大猷：很简单，都用苏联教材，是苏联的原本在中国翻印的。那时苏联同意中国影印，所以当时哈工大影印了一大批苏联教科书。后来就慢慢翻译这些教科书，也慢慢有些变化。最初用的苏联原本教材与教学计划比较符合，复杂的东西也有，但实际讲课时并不讲那么多。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苏联教授就自己写了一本讲义，把苏联原本教材简化了。
　　
　　访问者：其他苏联教授对简化教材有没有意见?
　　马大猷：没意见，他们也是这么讲。因为当时只能这样讲，不可能把复杂的问题都讲了。
　　
　　访问者：那时其他学校用没用哈工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马大猷：大家都来学习。以后慢慢注意到有些规定不是很合适，开始有些改变。刚开始都是照搬的。
　　
　　访问者：当时哈工大教研组是怎么组织的?
　　马大猷：没有什么教研组，就是苏联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没有别的教员，后来慢慢才加大的。中国的说法是苏联教授是系主任的顾问，但是从苏联教员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主要的。
　　
　　访问者：1952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大学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什么影响?
　　马大猷：没什么好处。总的来说，我认为当时中国大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任何对大学的改动都有不好的后果。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已经尽善尽美了，可以说中国教育基本上是好的，是居世界较前水平的。所以教育改革应在培养学生的水平上改进，而不是学制、学生负担等方面。
　　
　　访问者：1952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的教育改革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马大猷：对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促进作用，增加了许多具体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方面就是忽略了提高，工程方面主要是引用、抄袭。
　　
　　访问者：在您的印象中，或者参加的会议里，您觉得哪一次会议对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有重大影响?
　　马大猷：最重要的一次是1977年，邓小平召集了一个科学教育座谈会，大家谈了许多大学的情况、研究的情况。最后的结果就是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都取消了，大学也不招生了。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对以后的影响非常大。我觉得它的作用非常大。
　　
　　责任编辑　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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