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陈独秀与周作人关于宗教的争论
作者：郭若平
迷魂阵的奇兵。”文章还指出周作人等人“明明知道现在宰割天下，辅佐资产阶级为恶的是蛇一般狡猾，狼一般狠毒，苍蝇一般可恶，狐狸一般阴险的基督教”，却“不问基督教应不应当反对而仅依据基督教徒和资产阶级协定的法律来主张信教自由，真是可以说亘古未有之奇错，荒谬绝伦的大错!”无可否认，这篇文章是以激进的姿态，猛然抨击的口吻来看待周作人等人的主张以及对基督教的评价，这倒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下的一种反教与反帝相结合的激越心态。
对于周作人等人以护持“自由”为名义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主张，陈独秀于4月2日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并于4月7日发表在《民国时报》“觉悟”版上。信中陈独秀责问道：“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者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陈独秀在信中还指出，像“非基督教运动”这样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而这正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陈独秀对于“非基督教运动”并不仅仅满足于信仰与自由、科学与迷信等理性启蒙主义诉求上，更多的是从政治运动的意义上看待这场运动，这与他对基督教在历史上所作所为的认知有相当大的关系。
就在“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前两年，1920年2月，陈独秀曾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一方面指出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有过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的罪恶；另一方面又承认基督教为欧洲现代文化学术的源泉之一。他甚至主张“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但到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兴起之际，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当“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先驱》第4号上推出专号时，陈独秀在上面发表《基督教与基督教会》，抨击基督教的历史“罪恶”：“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成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而在现代，“大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本国的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的导引。”陈独秀还举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为例，以证明基督教的“横暴”与“堕落”。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陈独秀自然不可能赞同周作人等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责难。
焦点：政治革命与文化批判的两难选择
周作人对陈独秀的来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给陈独秀的回信及一篇文章中和盘托出了其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真正用意。
1922年4月5日，周作人在《晨报》“是非之栏”上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一文，为自己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主张作辩护。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声称无论是“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劝诱”，抑或“非宗教大同盟”的“声讨”，于他都没有干系，而他之所以要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却是事出有因的。文中说：“老实的说一句，是要维持个人的思想自由。……我相信即使只在纸上声讨的干涉信仰的事情，即为日后取缔思想——干涉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我要反对。”而这一看法，周作人在4月6日答陈独秀的信(该信发表在4月11日的《晨报》上)中，又作了强调。他在信中同样承认之所以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其目的并不在宗教信仰自由本身，而是有“在宗教问题以外”的目的。而所谓的“宗教问题以外”，指的就是“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的声讨，就是“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自由的第一步”。周作人在信中甚至认为，报刊上及陈独秀对五教授“宣言”的批评，已经是对“思想自由的压迫”，而且还是多数人、“强者”对少数人、“弱者”的“压迫”。在这里，周作人实际已将自己摆在与反对帝国主义相联系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对立面上了。
针对周作人的主张，陈独秀于4月21日又给周作人写了一信，对其所谓的“宗教问题以外”的说法给予反驳。陈独秀在信中提出了三点责问：其一，指出周作人“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这不早已犯过侵犯他人“自由”的毛病吗?其二，责问周作人：“反对我们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算不算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其三，强调周作人“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实际上是“多数强者”，而周作人并未对此作出“清算”。因此谈不上所谓支持“非基督教运动”的“强者”对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周作人等“弱者”的思想自由的压迫。对于陈独秀这封信的责问，周作人没有作出进一步的答复，双方的争论到此结束。
周作人与陈独秀在“非基督教运动”问题上的争论，其间固然有各自思想背景与政治立场的对峙，这种对峙的最现实焦点，就是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反帝政治运动对民族独立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而在更广泛的文化思想层面上，则表明了自五四以来启蒙主义者在政治革命与文化批判的两难选择上的分歧进一步明朗化。处在反帝运动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像周作人等人执着的自由主义思想路向，毫无疑义地难以代表时代的潮流，因此在“非基督教运动”问题上的主张，也不能有效地取得知识界大多数人士尤其是青年学子的支持。因此当周作人等人发表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宣言，引来许多批评之声，也就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 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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