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陈独秀与周作人关于宗教的争论
作者：郭若平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激越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科学”与“民主”的姿态，反叛传统中国文化开始的。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这是一篇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后，更富战斗性的反传统文学观的文章。陈独秀在文学思想观念上比胡适来得更深刻、更激进，他已不满足于“白话文”的意义，而是更强调文学的思想变革，因此他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陈独秀振臂一呼，应者四起，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人的文学》，文中列举应当排斥的十种传统“非人文学”，倡导建立“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学。此文被胡适称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至此之后，周作人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平民的文学》和《思想革命》两文，在文学上和思想上呼应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此时的陈独秀、周作人在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方面处在同一阵线之中。
但这种关系到《新青年》阵营分化后，发生了逆转。陈独秀朝信仰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而周作人却向自由主义一路走去，直至1922年因“非基督教运动”而发生争论，这也是两人唯一的一次争论。
周作人：“信教自由，载在约法!”
陈独秀与周作人发生争论的起因，是1922年初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4月4日在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11次大会。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京沪主要报纸反映尤为迅速，纷纷刊登相关的各种意见，而在知识界反应尤其激烈。从3月起京沪报上出现大量来自各地的反对会议在中国召开的宣言或通电，认为这种会议在中国召开“表面虽谓与中国学生表示一种联络亲爱之意，其内容实系一种宣传作用”。更多的言论则是直接针对基督教在中国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的工具而发。
因反对会议的召开而形成了一场广泛的“非基督教运动”，首发其难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9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在第4期特出专号，刊载“同盟”的宣言、通电和章程。宣言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在中国召开，“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侮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一场持续六年之久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展开。
3月20日，与南边上海方面相呼应，在北边的北京。以大学教授及学生为主体的79人，联合署名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也宣告成立。在发起人当中，有李大钊等人。后来随即加入该同盟的，据《晨报》3月28日报道，有蔡元培(24日)、王星拱(25日)、吴虞(26日)，以及汪精卫、胡汉民、张继、陈独秀等。“大同盟”在《晨报》上发表公电及宣言，称：“教毒日炽，真理易泯，邪说横行，人道弗彰，我国本为无教之国，乃近代受害，日趋日深，近闻世界耶教学生第十一次开(大)会，今年四月，又欲举行于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将于我中国，宣传迷信，继长增高，同人等特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觉，扫人群之障雾，本科学之精神，吐进化之光华。”与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反教与反资本主义相联系不同，北京“非宗教大同盟”更带有以科学理性主义反对宗教的趋向，这种分野本身反映出反教理念的政治与文化差异。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是在人们饱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苦、社会普遍厌战之际召开的。大会以“基督教与世界改造”为题，重点放在宣扬基督教和平主义上。大会对中国“军阀政治之不良，战争结果之险恶”进行了抨击，这显然是中国动荡的社会与混乱的政局，为大会在中国展开宗教宣传提供了机会。但无论如何，由于近代以来许多教案所引发的政治冲突与军事胁迫，加上中国所受的内忧外患极为严重，因而基督教无论以何种角色出现，终不免被视为一种政治挑衅，尤其在20世纪动荡的20年代，这种敏感性更为突出。
在这个背景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在中国召开，它激起的波澜，自然要冲击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尤以政治界与知识界为盛。在政治界，当时国共两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参与了“非基督教运动”，且对运动的扩展起着主导与组织的作用。而在知识界，对运动的反应则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在“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反教宣言后的3月31日，由周作人领衔，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列名，共同在《晨报》上发表针对“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称：“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
陈独秀：基督教会历史“罪恶”堆积如山
周作人等五教授的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批评。“非宗教大同盟”在4月2日《晨报》上发表“东电”，指出周作人等五教授的宣言“不发表于耶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的消息传出以后，而发表于非宗教大同盟等已有组织以后，……而对于耶教学生同盟，又独不表示反对。……其实已经有倾向于拥护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态度”。4月4日，王星拱、吴虞、李石曾、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又在《晨报》上发表题为《非宗教者宣言》，称：“我们反对宗教的运动，不是想靠一种强有力者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们，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教束缚心灵的弊害，欲人们都能依自由的判断，脱出他的束缚与蒙蔽。”显然，“大同盟”主要人物与周作人等人之间的抵牾，还仅是关于科学与宗教、信仰与自由等方面的思想争执。在双方争执的背后，与其说是对宗教态度的争论，毋宁说是各自从不同立足点出发，对“科学”与“自由”的护持与眷念。
批评周作人等五教授宣言的另一种声音，是《先驱》上的文章，其批评意趣与“非宗教大同盟”大为不同。一篇署名“赤光”的《莫名其妙的滑稽宣言》的文章，刊登在《先驱》1922年4月15日第6期上，抨击周作人等人道：“现在一班青年刚刚设法逃出为害数千年，流毒无穷，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基督教的天罗地网，而周作人、钱玄同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诸先生却拼命地赶紧将他们诱入一个闷葫芦……他们所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就是迷魂汤和蒙汗药的汤头歌诀，就是诱人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