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中以建交为何拖了四十多年

作者:陈来元

步恢复与以关系。到1991年,中国调整对以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中以关系解冻作舆论准备。在这一时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提法从中国的报刊上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向以色列及中东问题有关各方逐步发出中国调整对以关系及中东政策的信息。1977年lO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中国的媒体则明确支持阿以和解,支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1978年,耿飚代表中方首次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强调撤出全部被占领土,这个改变在以色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1980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实际上表示中国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1988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提出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除中东问题政治解决、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支持各方对话、巴以相互承认及阿拉伯与犹太两个民族和平共处等内容外,还包括以色列必须撤出被占领土,同时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这又前进了一步。
  二是与以色列发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在此期间,两国主要通过香港中转,由中间商来开展经贸合作。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则更显成效,尤其在航空、医药、化工、水利、农业及其他一些高科技领域,双方合作发展较快。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也逐渐起步,两国,学者相继实现了互访。1989年,中国允许持以色列护照的人入境,此后来华旅游的以色列人日益增多。此外,两国一些政党和社团也进行了一些互访,如自1987年起,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还有以色列工党及以色列争取中东和平国际中心等,先后组团访问了中国。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代表团也访问了以色列。
  三是与以方的官方接触逐步开展并升级。从1987年3月至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朱应鹿等官员先后在纽约和瑞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塔米·尔和以外长政策顾问诺维克,就发展两国关系和提高会晤级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同年9月30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如此高级别的会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1989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以色列新任外长阿伦斯在巴黎会晤,提出了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并以此作为双方联系渠道的建议,同时表示中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东形势和以色列政策的变化。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次年6月,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成立。这标志着两国关系不但已经恢复,而且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秘密访华,同中方商谈提高上述两个处的职能问题。同年5月,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秘密访以,双方商定将两处提高到半官方地位。
  
  中东和会的召开使中以建交水到渠成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这是中东形势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是自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密切关注。
  中东和会的召开为中以加速建交进程提供了大好契机,使两国实现建交终于水到渠成。首先,鉴于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已经打破长期不接触、不谈判的僵局,坐到一起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谋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那么中国与以色列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实现突破,从而建立外交关系,就无需太多地考虑阿拉伯一大片国家的影响和牵制了。其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和与中东关系密切的大国,也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加进去,在阿以双方做促和工作并切实发挥积极作用,不实现中以关系正常化显然是不行的。再次,在中东和平进程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东欧及独联体国家,乃至蒙古等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中国与时俱进与以色列实现建交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在新形势下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所增强,故中以建交也不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还有,鉴于美国政界有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犹太院外集团,若中以实现建交,将有利于我做该集团的友好工作,从而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91年11月,在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王昌义的主持下,中国驻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使节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举行了一次中东形势分析片会,会上重点研究了中国与以色列的建交问题。西亚北非司中东处处长刘振堂和我(当时任亚非司一等秘书兼综合处副处长)随王昌义司长赴约旦首都安曼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应立即着手与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于1992年1月访华,1月24日与中方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 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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