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作者：阎明复
这期间，我曾到陈伯达那里了解写作进展，看什么时候能将草稿交给我们翻译。我进到红旗杂志社一间大会议室看到，长长的会议桌上面、窗台、茶几、地板上堆满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他们正在忙着一段一段地摘抄。陈伯达对我说，别着急，我把文章写好一定交给你们。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照抄经典著作。这样写出的文章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当然没有资格发表意见。这时，陈伯达突然问我：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文件非常重要，要绝对保密，翻译人员当中是否有人同苏联大使馆有关系？会不会把它捅出去？要严防把这个文件的内容泄露出去。我回来向有关同志传达后，有人感到后背上直冒冷汗，也有人感到陈伯达的话有些可笑，竟然怀疑我们这些久经考验的中共党员。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文章写成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让邓小平、康生和“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同志修改、讨论。记得那天在钓鱼台8号楼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上，像炸了窝一样，大家议论纷纷，说这样的八股文章，没有任何战斗力，老祖宗讲什么，赫鲁晓夫说什么，相比对照，不一致或有差异，就是修正主义，完全没有联系现实。大家议论，这样拼凑出来的文章简直像教科书，根本不能用。这时“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写作班子写的文章也出来了，交给邓小平，又报给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就把康生、陈伯达等人召集到杭州进行讨论。后来听说，毛泽东还是倾向用陈伯达主持写的稿子，认为理论性强。估计可能是陈伯达拿出一个论据，就是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必须理论性强，毛泽东可能是看中了陈伯达的文章引经据典多，理论味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基本上以陈伯达写的为基础，加上“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写作班子提出的一些联系实际的内容，写成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
6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复信稿。6月12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复信。复信稿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毛泽东说，题目要改一下，使人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复信。他提出正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大家都赞成。因为这样一来，就鲜明地突出了这封复信的重大意义，它既是对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的答复，又是作为一个建议向各兄弟党提出的。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最后定稿以后，由外交部派专人带到莫斯科，于6月15日由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转交苏共中央。当时，因为考虑到要把复信的各种外文本搞得更准确些，外文广播也要和中文同时广播，所以复信交出两天之后，在6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同时播出。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广播和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共有25条，前面有一个导言，后面有一个结尾。第一条至第三条，可以说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四条至第二十二条，是总纲的具体展开。最后三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从表面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全面阐述了中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但实际上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从1956年到1963年在政策和理论方面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篇全面阐述我党对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全面批判赫鲁晓夫相关观点的檄文。
中苏争论升级为大论战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以后，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苏联的反应更是强烈。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6月18日至2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对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议，说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决议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诽谤性的。说苏共将“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赫鲁晓夫在全会的讲话中说，中共领导人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我们中办翻译组的同志随团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团团长为苏斯洛夫，团员多半是理论界的权威。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拟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以公开信的形式逐条批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信中就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和建设共产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地攻击中共。这一举措严重地损害了两党会谈。
7月15日，苏联方面宣布苏联、美国、英国开始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中共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7月20日，在中苏两党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时，邓小平按照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他指出，从前几次会谈的情况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苏联报刊纷纷攻击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因此，我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苏方表示同意。
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在交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党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邓小平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准备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发表我们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的7篇文章。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谁对谁错。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邓小平说，不是毫无根据，很多都是引用你的话，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你讲了那么多话，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引用你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
1963年8月上旬，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认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常委们指出，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但力求准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这样，“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写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的题目和发表的时间如下：《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九评”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了。
（责任编辑刘荣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