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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作者：阎明复
中共研究对案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共八大、匈牙利党八大、捷共十二大、意共十大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相继召开。赫鲁晓夫利用这五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其部署下，按照苏共二十二大的方式，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共，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一直到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共。
当时，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派团参加了五党的代表大会，除意共代表大会由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参加外，其他四党的代表大会都由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率团参加。我作为翻译，自始自终随伍修权参加了四党的代表大会。在欧洲五党代表大会上，针对这些党公开攻击阿党、攻击中共的具体情况，我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指示以不同方式给予了驳斥和回击。与此同时，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写几篇评论，公开回答这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共的攻击，首先要评论捷共代表大会。在公开评论前，先发表他们的反华言论。
1962年12月14日，我们参加完捷共十二大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用了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捷共代表大会上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及其他代表的反华言论。12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综述了保、匈、捷三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反阿、反华事件，特别是捷共代表大会上的反华闹剧，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何对待核武器等问题，阐述了我党的观点。此后，我们又发表了《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1963年1月27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人民日报》1963年2月27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等几篇评论文章。这几篇文章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外，还翻译成俄、英、法、日、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对外发表。我作为中办翻译组的一员，参加了这些文章俄文文本的翻译定稿工作。
这几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针对欧洲五党代表大会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共进行“围剿”，我们发起了反“围剿”，也就是在他们开始公开论战之后，我们被迫不得不同他们进行公开的论战，从而拉开了20世纪中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
1963年3月8日我们发表第七篇反击评论文章前，苏共中央于2月21日来信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召开兄弟党会议，对此，毛泽东、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回应，从3月起中苏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下来。
2月22日晚8时至9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应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要求，接见了契尔沃年科一行。苏联大使交来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该信表示愿意同中共恢复团结，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两党会谈，讨论分歧问题，共同筹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如中共同意，两党会谈时间可另行商议。当晚12时，我们翻译组将苏共中央来信的译文和会见的谈话记录交杨尚昆审阅批印，连夜送给政治局常委和有关领导人。
2月23日凌晨，毛泽东阅读了苏共中央来信后决定亲自会见苏联大使。上午11时许，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卧室会见了契尔沃年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在座。我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在德国党六大上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他自己却在进行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只许你们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不行。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本人的就有两篇。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现在已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毛泽东说，这场论战是不可怕的，打笔墨官司，天塌不下来，西山的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照样在水里游。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们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说，我们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完了就暂停。主要的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对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阵营是12个国家，没有经过任何国际会议，谁也开除不了阿尔巴尼亚。
这次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了对苏共来信的复信起草工作。3月9日中午11时半到下午2时，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当天将中共中央3月8日答复信交给苏联大使。复信欢迎苏共中央提出的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认为它是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一个必需的准备步骤。复信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从现在起“暂时停止在报纸和刊物上作公开的答辩”，但“我们保留公开答复的权利” 。
3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除详细阐述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外，还提出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并建议以他们提出的这条总路线问题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苏共中央在信中还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由于这封来信很长，我们陆续翻译排印，分批送给中央有关同志和有关部门，直到4月2日才全部印出。
4月2日，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就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答复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苏联会谈，并表示克服分歧需通过谈判。建议采取另外方式会谈。
4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来信，毛泽东决定起草一份全面阐述我们系统观点的复信，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并委托邓小平负责，起草好以后再交政治局常委讨论。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我所了解的复信起草经过
为了起草论战文章和信件，中共中央于1963年3月2日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康生为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乔冠华、王力、姚臻、熊复为主要成员。文件起草小组实际上早已存在，早先大家都称它为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时是临时性质的，有任务时大家都来钓鱼台，没有任务时各回原单位。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是康生，实际上是邓小平主持的。所有的文件、文章在“起草小组”内反复讨论、修改，都是在康生主持下进行的。起草小组认可了，就送邓小平审阅，之后起草小组再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修改，反复多次，再送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常委及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审改，重要的文件最后经政治局讨论通过。
为了把论战文章和信件译成俄文，在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同时，也相应地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这个翻译班子以我们中办翻译组为基础，先后借调何长谦、欧阳菲、刘莫阳、林利、杨蕴华、罗正发、任田生、臧达楠参加工作。后来，在翻译“九评”时，翻译班子扩大为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五个语种。因为人数众多，翻译班子搬到西皇城根华北饭店（后来改称中直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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