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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的天津情
作者：韩宗琦
在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重庆山城战斗了七八年。他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关怀南开师生，多次到南开为全校师生作报告，鼓舞师生们的斗志。经常到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去看望张伯苓校长和老同学、老朋友和当年教过他的老师伉乃如（伉老师教过周恩来化学，后担任过注册课主任。五四运动时期他和周恩来同台演出文明戏,也就是现在的话剧）。说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在和我念及伉乃如老师时，学着当年伉乃如教他化学时用天津腔的英语讲“CarbonDioxide”（二氧化碳）。说明总理年近古稀时，还常常有念旧之情，而且记忆力还是那么好。
1950年末，我第一次和周总理接触。那次，当我即将返回天津前向他告别时，总理说：我真想和你一同回天津看看，回南开看看，看看老朋友们……可惜我身不由己啊！”以后到北京出诊后每每在向他老人家告别时，他都说着同样的两句话，当时他那种无奈、那种期望和遗憾的表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与南开老校长的情愫
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是近百年来中国教育事业的一位伟大开创者，中国现代人才的培育者。他从传授新兴家馆开始，一步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他致力于兴学、育人，为国家培育了不少人才，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治学精神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虽然他作为他所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他晚年曾走过一段短暂曲折的道路，但是他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的艰辛经历中逐渐看清了中国的前途，重庆解放前他毅然留守重庆南开迎接解放。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高风亮节。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张伯苓校长1951年病逝后，周总理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遗体行礼、默哀并向张师母慰问，再到客厅和校友们讲话。在讲话中，周总理对张校长生平作了客观又准确的评价，他说：“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很关心，对他寄予希望，没想到他去了，很惋惜。”谈到张伯苓的功过，他说：“我们共产党对好的就承认是好的，但不掩盖他不好的地方，对不好的就说不好，但他有好的地方也不能一笔勾销。”还说：“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张伯苓校长的追悼会在天津南开中学举行，周恩来、傅作义及天津市、南开大学负责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总理送了花圈，白色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看到这样的字句，就能感到这师生之情的深厚。
张伯苓校长逝世后，师母王夫人于1953年冬突患中风，虽经治疗，但仍长期卧床。据张校长的孙女张媛和说，老校长去世后，周恩来、邓颖超对病中的老校长夫人也很关心，在三年国家困难时期总理把自己的高干购物证送给师母，并在经济上资助师母，还叮嘱天津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关照，直到师母1961年冬天去世。
为什么师生情深？这还得从头说起。
周恩来1913年随伯父到了天津，考入南开学校后无论在学习、人品、生活、思想方面都很得张伯苓校长赏识，当时校长常邀学生利用星期天到他家中由师母做点家常便饭，通过叙谈了解学生的情况，15岁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多才多艺，才智超群。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免去学费、住宿费。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同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又回到天津，当时南开大学刚刚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学。次年，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周恩来带领南开学校5000余学生到直隶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张校长亲往警察厅看望周恩来等被捕同学。同年7月反动当局被迫释放周恩来等学生。后来周恩来由张伯苓推荐、严范孙资助出国留学。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36年周恩来写信给张伯苓校长，诚恳希望他能“一言为天下先”，共同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半年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同国民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一致意见。当老校长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他非常高兴，认为“逢凶化吉”，并召开庆祝大会，在会上说：“西安事变的解决，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
抗战期间在重庆，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经常以学生或校友的身份到沙坪坝南开中学去看望老校长，他怀念母校，也把母校作为自己开展统战工作的阵地。1939年在一次南开校友的聚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话，鼓励校友为发扬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1948年张伯苓在南京当了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就愈来愈感到这个“官”当得没有意义了，于是毅然返回重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内心十分苦闷。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托傅作义带口信给张伯苓校长，请他不要去台湾。最后，这一口信由香港校友转给张伯苓，内容是：“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就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的笔名）。张伯苓收到这个电报后心中顿时豁然开朗，他知道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于是毅然拒绝蒋介石多次要他同机飞往台湾的邀请。
流年似水的同志情
周总理心里装着国家大事,更不忘朋友之情。有两位值得一提，即潘世纶和夫人李锡智（号愚如）。周总理和潘世纶是南开的同班同学，同是当年觉悟社的成员，后来又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初期潘世纶住帘子胡同，周总理和他常在家里聚会，边吃边叙友情，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梅兰芳去世时，周总理在审查梅兰芳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发现没有潘世纶，便立即拿起笔来添上潘世纶的名字，并说：“怎能没有述庵呢？他和梅先生是至交。” 潘世纶夫妇也非常敬佩周恩来，他们在家里也常教导自己的子女向周公邓姨学习，要子女努力学习周恩来。并在很早以前就常常和家人、朋友说起“翔宇（总理的号）很不简单，具有很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最善于把友情变亲情，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材。”这些对周总理的赞誉后来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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