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敦煌守望者——樊锦诗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1963年9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从此便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茫茫大漠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执著而坚定地守望着敦煌。40余载的守望中，她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孩子，也怠慢了自己。然而，在她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研究院，一个山沟里的研究院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2004年她更因率领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85窟保护项目，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称赞樊锦诗时，用了“功德无量”这个词来形容她对敦煌文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2002年，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4年，樊锦诗当选为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
莫高窟的神秘与魅力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大且盛故曰敦煌。
敦煌，前有阳关，后有玉门，南枕祁连，襟带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
就是在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樊锦诗从1963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度过了40多个春秋轮回。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
樊锦诗：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敦煌研究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在大西北的这片荒漠里，敦煌莫高窟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美妙绝伦的石窟艺术记载着中华文化曾有过的辉煌与璀璨。这里是飞天的故乡、佛教的圣地。
20世纪40年代，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放弃大城市里的教授职位，带着全家来到敦煌莫高窟，守护这个埋藏在沙漠里的文化宝藏。正是受到常先生精神的感染，1962年，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四年级学生的樊锦诗，在老师宿白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她心中神秘的敦煌。
樊锦诗：第一次来实习，我怀着复杂的感情。当时还不太能理解他们，但是我很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虽然都是大城市来的，但能在这里待下来。不过他们怎么能待得住，我一直都比较费解。说起来不要笑，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地方没卫生设备。有一天晚上，我全副武装地出去上厕所，出门就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耳朵是竖起来的。他们曾经说这儿有狼，这门口是不是狼呢？我吓得赶快回去了，把门闩上。那一夜就没睡好，一边要憋着尿，一边还想着外面有只狼。早晨实在憋不住，以为早晨狼也走了，爬起来一看，还在那儿。再仔细一看，是头驴，自己给自己吓了一次。
敦煌的女儿和女婿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风沙来时遮天蔽日，蔬菜水果算是奢侈品……敦煌的生活环境让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樊锦诗有些始料不及，但是当毕业分配，常书鸿所长点名要她去工作的时候，樊锦诗还是选择了敦煌。
记者：当时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这次不是实习而是分来的，也许这一辈子就在这儿了？
樊锦诗：没有，开头没有那种思想准备，也还没考虑这事情。当时，我的男朋友在武汉，他被分到了武汉大学，我们是同班同学。
在樊锦诗的这一选择背后，她的丈夫——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人彭金章教授作出了巨大牺牲。用彭教授的话说：“人家说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顺便做了‘敦煌的女婿’。”
当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被分到考古组。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年，彭金章从武汉到敦煌来看她，这是他们自毕业分开后第一次见面。
整整八天的时间，樊锦诗带着彭金章几乎看遍了这里的每一个洞窟。
记者：当时有没有谈过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樊锦诗：没有，那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
记者：我相信他来看您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想，这次去应该谈一谈结婚的事了。
樊锦诗：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心照不宣，觉得我就是他的，我们肯定是一对。
尽管什么也没说，但是当男友的汽车慢慢消失在茫茫戈壁滩上时，樊锦诗还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歉疚。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同时开始了他们的两地分居生活。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工作调动的事根本谈不上。樊锦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本来准备去武汉待产，可是产假迟迟得不到工宣队的批准，临产前还被迫下地劳动，结果导致孩子早产。
孩子早早地降临到世界上，让第一次做妈妈的樊锦诗感到措手不及。
樊锦诗：孩子出生一个礼拜了也没有衣服穿，就拿我那个透风的棉袄给他一包。当时我的奶水不够他吃，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记者：这边没做任何准备？
樊锦诗：没做任何准备。我生孩子，我家里知道我马大哈，就把小孩的衣服买好寄来。
一直在武汉等着樊锦诗的丈夫在收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后，不得不日夜兼程，把早已准备好的衣物用担子从武汉挑到了敦煌。
樊锦诗：我先生连鸡蛋、小孩衣服都挑到这儿。到处找，最后找到了医院，小孩这才穿上了衣服。
记者：那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樊锦诗：我心里很酸，我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也是太差了，连衣服也不会做。
孩子还没满月，丈夫的假期就到了，他不得不离开敦煌。樊锦诗白天得上班，孩子没人带，被送到了农村老家。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樊锦诗一家依然是分散在各地：大儿子和丈夫在武汉，小儿子在农村老家，她一个人在敦煌。白天工作忙忙碌碌，但只要一闲下来，樊锦诗就会想念远方的爱人和孩子。
樊锦诗：星期六、星期日，人家都回家了，这里变得非常安静，你说没有孤独、寂寞？绝对是有的。附近九层楼那儿挂着铃铛，风一吹，叮当叮当地响，有个电影叫《古刹钟声》，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就是“古刹钟声”。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太艰苦了。以前是想丈夫，有了孩子以后，就想孩子，连做梦也在想。
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工作调动的事可以解决时，樊锦诗却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大漠戈壁里的莫高窟了。
樊锦诗：我犹豫了很多年，大概有十几年。但是越犹豫，重心越往敦煌偏。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走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可是去那里我干什么呢？也许到武汉大学当教员，也许到湖北文物单位搞文物。但是觉得到那儿去搞文物，好像没意思。
记者：其实还是因为您留恋敦煌这个地方。
樊锦诗：是的，因为我对它太有感情了。一方面我被这里的艺术吸引，一方面也被老先生们感动。他们也劝我别走，说要想办法把我先生调来。在我们那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些老先生，像常院长、段先生他们来的时候，有的比我还小，20岁左右。来了以后，一辈子默默无闻，被打成“右派”还是一笔不苟地画。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这部分，他们就没支撑了，而且他们画的时候也是在跟古代的艺术家交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在这里投入他们的青春年华，一点一点地。现在他们都年老了，70多岁、80多岁，还想着敦煌，还要回来。他们觉得这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