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王光美去桃园以后
作者：王焴长
1967年元旦之夜，“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要接见记者。当时派往各地的记者大都回到北京，我们整队赶到钓鱼台去，在一个小礼堂坐下不久，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姚文元等人出现在台上。江青讲话时，先是讲了一些关心记者的话，然后就对记者工作大加指责。她要大家不要再住在军队，“被人家包围了也不知道，要住到群众组织中去”；批评“记者站”的工作没有重点，人员调动了她也不知道；而且想当然地硬说在各地采访的记者都是“早出晚归”，偏于在高、中级单位了解情况，没有深入到基本群众中去……最后，她对“记者站”领导说：“桃园（指王光美搞“四清”的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你们要派两三个人去，给予揭穿！”随后，她又突然对记者赞扬起来：“同志们写的材料，甚至一些信件，主席大部分都看了。同志们写的东西，都直接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是提倡深入调查研究的啊！”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组建还不到半年，大家对江青的为人毫无了解，对她的用意和目的更不会怀疑，只以为她是要“记者站”派人去，查查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四清”中的问题。因为，当时许多地方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去那里搞了“调查”，写出好些揭发王光美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调查材料”，刊登在一些小报上。其基本内容都是说那里是“地富反坏右掌权”，“贫下中农受压迫，生产凋敝，生活很苦”。说王光美在那里搞“四清”时，不提毛主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是宣传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张”；王光美还把刘少奇的半身像送给农民，让他们挂在家里，毛主席的像反而没有了。江青的用意，是要记者去调查后，写回一份使毛主席相信的调查报告。
江青讲话后不几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又接到“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电话，说是江青讲了：“革命小将们在卢王庄公社调查，发现王光美在那里搞‘四清’，编造她的‘桃园经验’，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许多罪行，写了很多很好的材料，应当派人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上报主席和党中央。”我记不起当时我是在哪儿采访又“站错队”，被调回北京已“学习提高”了好一阵，正闲得发慌。听到这消息，我就主动找老徐“请缨”。我对老徐说：“卢王庄的情况我熟悉。王光美在桃园搞完‘四清’后，1964年11月总社（新华社）就抽调江苏分社的伊心恬和河北分社的周志清两同志和我，一道去参加那里的‘四清复查’。在那里，我待了近半年时间，每天轮流在老乡家里吃饭，跟当地的老少爷们儿、大婶大嫂和孩子们都很熟悉，又对那里‘四清’前后的情况都了解，比新去一个同志更容易采访到真实情况。”老徐听后觉得我去的确比较合适，也知道我在北京待得无聊，就同意我去执行这项调查核实任务。
卢王庄见闻
我到河北抚宁县后直奔卢王庄公社，先找公社党委书记，告诉他我来他们这里采访。可一见面，我们俩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都叫起来：“是你哟！”原来，这位公社书记还是当年我们在一道搞“四清复查”时的老李。老李先前是河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四清复查”时是蒲兰大队的工作组长。我们彼此相处半年多，不但一道工作，连睡觉也是同在一铺炕上，因此我对他的各方面都是比较了解的。老李名旭东，出生在丰润县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为人憨厚老成，办事公道正派，很受当地农民欢迎。因此复查结束时，省委工作团就把他留下来，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这就是说，李旭东当卢王庄公社的一把手，是王光美离开以后，并且是去复查那里的“四清”工作效果如何、有无遗留问题的，这与王光美已经牵扯不到一起。这次我去时，“文化大革命”又早已开始，李旭东依旧坐在公社书记位置上，并没有被撤换。仅就这点而言，至少卢王庄公社的大权就不能说是掌握在“地富反坏右”手里的。
住下来后，我就去几个生产大队的乡亲家串门。乡亲们见了我，都亲热地说：“回来啦，家里坐。”我先去老贫农祖秉正大叔家。我还清楚记得，复查当地“四清”工作时，他家门前随时都挂一幅破门帘，冬天夜里开大会，他们家每次都只去一人参加。起初我不知道是咋回事，以为他们家不积极，后来才知道他们家只有一条破棉裤，他穿了来开会，他媳妇就只得躲在家里的炕上。这次我去，他见了就只管让到家里坐，门前那幅破布帘子没了，家里也干净了许多。一问他这几年生产生活怎么样，他就笑着说：“你看看家里囤子去，粮食不缺了，白面、大米、黄米都有。家里褂子、裤子也都换上新的啦！”我问其他乡亲，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咋样？都回答说：“公！”有的说：“选队干部那时你不是还没走吗？现在还是他们。”有的又说：“我们队选杨国臣当队长，不是还连着争论了两个夜晚么？你都参加的呀！”
听乡亲们这么一说，我才记起那次选举来。开始，年轻人大都不同意选杨国臣连任队长，持不同意见的社员们连续争论了两个晚上，最后是几位老农民的话一锤定音：“要吃饭不？要吃，就得选杨国臣。”杨国臣是个中年农民，他的暴脾气，不光是在村里有名，在全公社也出名。他当生产队长，对社员要求严，说话又冲人，改选时许多年轻人都主张不再选他。有的说：“哪家的媳妇不回娘家，不出门串亲戚？可你要借队上的大车用下，就像是借他家的，不是说地里要用，就是说副业上要使。”有的又说：“秋收了，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捡秋回家（拾落在地里的麦穗或谷穗）？可他杨国臣知道了就赶到你家来，说你大人自私，搞个人主义，帽子一大堆，那窝囊气谁受得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一夜没完，第二天夜里又接着说个没完，举了许多事例反对选杨国臣当队长。这下把几位老年人惹火了，他们站起来问：“你们要吃饭不？要吃就得选他！”他们说：“国臣的脾气是不好，说话也冲人，还不留情面，可他是为公还是为私？”“这么些年，你们谁见他家用过队里的大车？谁见过他家孩子把地里的一截麦穗往家拿？光说他脾气大，不看他为啥发脾气，这可不公。”“说国臣不关心社员，只关心出工，这也不公。他当队长，出工不抓紧点，要求不严点，地里能收啥？大伙儿还吃饭不？再说哪天出工时，他不是走在头里，收工都走在末里？修扬水站挖基窝，土地结冰了，是他刨开冰块先下去，还是你们先下去？他脾气暴，说话冲，管得严，这些你们记住了，人家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地为队里忙乎，可就没人记住。”
听了社员们这两夜争论，我写了一篇题为《从一个生产队的选举看到的》的通讯，刊登在1965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时还配发了一篇短评，提出应该怎样看干部的优点和缺点的问题。
像杨国臣这样，经过社员群众激烈争辩之后才被选出来的人当干部，怎么会是“地富反坏右上台”呢！我到桃园大队去，问乡亲们那里的干部怎样，他们都说：“看看咱大队社员的生活好了没有，你就知道了。”有的乡亲还附着我耳边悄声说：“多亏光美同志还给咱公社兴修了水利，三个大队都有了水渠，才有了水浇地。”乡亲们说的这条水渠，是从桃园大队北边把洋河水引进蒲河，全长3220余米，受益的不光是桃园大队和整个卢王庄公社，相邻的十多个生产大队也都受益，这的确是为当地农民办了一件好事。我在王光美离开桃园后去参加“四清复查”时，水渠尚未全部建成，还参加过修筑蒲兰大队那段渠的劳动。我还记得乡亲们当时那股高兴劲儿。当时，冻土已有一两尺厚，小伙子们说，咱修的是革命干渠，也得“革”冻土的命!他们干得真是热火朝天。“四清”中新选出的生产队长祖顺臣每天从上工到收工，一直抱着一把大杵凿冻土，手磨破了，杵杆上抹了一圈又一圈的鲜血。联想到这些，还有刚才那位乡亲附耳跟我说的话，我从心里明白王光美在他们心里是个什么形象。我想起那些“红卫兵”的调查材料中，提到那些有关王光美的“罪行”，便向社员们询问：听说你们大队长关景东（那些所谓的“调查材料”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选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才”）跟你们讲：“听毛主席的话，你们到北京去听，在桃园就得听我的话。”社员们听了都伸舌头：“谁说的？甭说关景东没说过，就算想说，他敢么？”至于那些“调查”中，讲到王光美在桃园搞“四清”时“不提毛主席，不提毛泽东思想，尽讲些刘少奇如何如何”、“她把刘少奇的半身像送给社员，让农民家里挂上刘少奇的像，不挂毛主席像”一类的所谓“罪行”，显然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