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战火中的国宝大营救

作者：谢荣滚

　　
　　陈君葆在得悉这111箱古籍的下落后，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同时写信告知郑振铎。
　　1946年7月11日下午，陈君葆接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7月4日来信，说111箱书已找回来了。这批几经劫难失而复得的宝书，最终能返回中国，不但陈君葆感到欣慰和高兴，郑振铎得悉后也欣喜至极，因为他花了两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收集到这些珍贵古籍，几年来对这些书梦牵魂怀，系念不已，现在找回来了，哪能不喜！而他对陈君葆这位从来未谋面的远方朋友，自然也怀着感激之情。
　　
　　知名诗人柳亚子更为此赠诗陈君葆：
　　
　　山村道畔喜晤陈君葆先生奉赠一律
　　
　　凤辉台上陈君葆，羝乳海滨苏子卿。
　　大节临危能不夺，斯文未丧慰平生；
　　萧何劫后收图籍，阮籍垆头证性情。
　　更喜谢庭才咏絮，老夫眼为凤鸾明。
　　
　　柳亚子在诗中借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来彰显陈君葆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保护古籍的功绩。
　　3万册珍贵古籍回归中国虽然发生在1946年，但此事同样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5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陈君葆、陈丕士等五位中国同胞时，亦当面肯定陈君葆对保护国家古籍的功绩。
　　
　　让更多的国宝回归祖国
　　
　　陈君葆除了设法寻回古籍外，还协助郑振铎在香港收购其他国宝。
　　中国经历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内战，不但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且由于战乱，很多国宝都流失境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切都在百废待兴，其外汇短缺也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仍想方设法回收中国流失的文物，其中较突出而又鲜为人知的是一批古钱币。
　　
　　郑振铎在1951年初连续写了几封信给徐文垌先生。徐文垌（1913—2002），字伯郊，浙江吴兴人。他是文物家徐森玉的哲嗣，曾就读北京辅仁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及庆应大学。解放前曾任上海市银行经理、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更是艺术珍品收藏家，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文化部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而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在信中，郑振铎指示他在香港组织一个小组，来主持收购一批古钱币，并盼能设法托可靠之人进行，同时要求出面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古物鉴赏能力，免得买到假货或贵货，并指示托胡惠春或陈君葆为妥。最后找陈君葆佯称买家代表人出面办理此事，免得卖主发觉是国家收购而抬高价格。
　　这批古钱币罕见和珍贵之处，在于它是集南北方药雨、张叔纯两藏于一处，共80箱，原叫价120万港币，经陈君葆出面商谈，最后以80万成交，为国家节省了40万港币。以当年的币值，是一宗巨额交易，而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收回了一批重要宝物。
　　这不仅是郑振铎与陈君葆继保护3万册善本古籍后，为祖国文化共同尽力的又一贡献，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彼此间的互信和情谊。
　　此外，陈君葆还在香港设法购买到《四部丛刊》、《吕氏春秋》、《晋会要》、《王梅溪集》等罕本古籍，以及一些有价值的旧杂志、地方志等。其中，《晋会要》还是清末广东著名学者汪兆镛的手写原稿。1951年陈君葆发现这一原稿，就请他的朋友李绳毅先生以重金买下，通过郑振铎献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十二载后终相逢
　　
　　1951年7月16日上午，通过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事先安排，陈君葆利用他带领香港学生访京的机会，前往位于北海公园团城的国家文物局，拜会了局长郑振铎。两位神交12载的友人，终于第一次见面握手。
　　
　　1955年12月，陈君葆还借陪同香港大学英籍教授访问北京的机会，将他珍藏的《东庄集》通过郑振铎转赠北京图书馆。该《东庄集》的作者吴宽（1435—1504）是明代知名诗人、散文家、书法家，此罕本颇珍贵。为答谢捐赠者，郑振铎特别刻了一枚“水云楼主曾藏”（“水云楼”是陈君葆的书斋名）的印章送给陈君葆，并在《东庄集》上加盖此印章，以示郑重。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人之间高洁而优雅的交往方式。
　　郑振铎为中国的文化事业默默奉献了一生，为保护中国珍贵古籍，为保存中国的古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怎奈天意弄人，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离开人世。
　　陈君葆得悉此噩耗，万分悲痛之余，在香港《乡土》杂志上发表《悼念郑振铎先生》的文章，高度赞扬郑振铎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大的、无可补偿的损失，并望郑振铎的文化劳绩永远留存。
　　而今，郑振铎与陈君葆都已离开了我们，他们救护国家珍贵文物的功绩以及在此过程中结下的真挚友谊，将永存世人心中。他们护书的义举代表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而不亡、饱受沧桑而依然生生不息的背后，有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奋斗与牺牲、辛劳与汗水。他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脊梁！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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