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战火中的国宝大营救
作者：谢荣滚
陈君葆（1898─1982），广东中山人。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学院教席和大学秘书。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与当时到香港的中国政要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交往，其中包括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许地山等。1941年还参加了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郑振铎曾经长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陈君葆主要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两人相距遥遥数千里，相识于1939年国家危难之际，但神交12年之后，直至1951年才在北京初次握手见面。那么，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又是什么令他们有如此密切的交往并结下深厚情谊的呢？这一切，还得从3万册珍贵古籍说起。
珍贵古籍结友情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国难当头之际，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逃亡。但是对于那些既不能衣、也不可食的陈旧故纸——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却甚少人去关注。如藏在南京中央图书馆的3万册善本书，这些古籍是郑振铎、张元济等人多方设法，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花巨资购买的，价值不菲，而且大多是明版罕见本或绝本，万一遗失，就无法再购置或重版。如何保护这批极为重要的文化瑰宝，就成为郑振铎等人的头等大事。
当时热忱保护这批珍贵古籍的有郑振铎和徐森玉等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设法为这批既沉重又脆弱的珍贵书籍谋求安全出路和安身之所。当时，最理想的办法是将这些古籍直接运至中国大后方，但鉴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险恶的时局，并不容易办到。而比较可行的是先运到香港，再转至缅甸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这迂回辗转艰辛之路，确实费了当事者一番苦心。可是，书寄到香港，总需要有一个接收的地方和相应的人事安排。最后经多方考虑，将香港大学图书馆确定为这批珍贵古籍中转安置的场所。恰好当时郑振铎的老熟人许地山任港大中文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又担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系讲师。这样，许地山与陈君葆就成为接收这批古籍十分合适的人选。
从1938年起，徐森玉与郑振铎便将古籍先后一包包邮寄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为了接收和安置这些珍贵古籍，许地山和陈君葆常常亲自跑到码头以至船舱去交涉和提运，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常常以步代车，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许、陈二人为了保存好这些国宝，完全不辞劳苦，亲力亲为，甚至废寝忘食，努力去完成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义务工作。陈君葆甚至还曾亲自将徐森玉寄来的文化瑰宝──《汉代木简》，送到香港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去存放。其对此事的热忱和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寄书者只能力求尽快寄出，以摆脱险境，来不及加以整理。因此，当书籍到达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后，还需要整理才能发运。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到1940年年底，郑振铎从上海先后寄抵香港的线装书已积存了几万册，要安全妥善转运这批书，必须认真整理装箱，所以当时就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人士负责整理，共装了111箱，计3万册。这些都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民族文化瑰宝，十分珍贵。
正当预定的运送计划紧锣密鼓进行之际，不幸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原先负责接收和整理这批书籍的重要人物许地山先生，突于1941年8月4日下午2时15分逝世，原有的重任自然就落在陈君葆的身上；许地山后事还没有料理妥善，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原打算将古籍经香港运往仰光的水路亦已断绝，最后只得改变计划运往美国寄存。
陈君葆着手为这批书做好运往美国的准备，在111个装满古籍的箱面上写着：“寄给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寄”这样的英文字样，并等待1941年12月6日由“格兰总统号”邮轮运走。可是该轮在香港停靠时间很短，靠码头只有两三个小时，来不及装载货物，这111箱书就这样搁了下来。当时局势日益紧张，形势瞬息万变，错过了这一运书机会，实在令人叹息不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事过不久，传来了令人震惊又令人安慰的消息：“格兰总统号”在马尼拉港外被日机炸沉。这些古籍有幸避过了毁于战火的厄运。
这些古籍在避过上述劫难之后，是否可以安然无恙？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当时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远在千里之外的郑振铎，同样对这些古籍的命运心急如焚，甚至曾悔恨当时把这些书寄到香港。
陈君葆护宝、寻宝历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香港的进攻已近在眼前。1941年12月7日下午2时，香港总督下了全体动员令。次日清晨，警报突起，空袭频频，炮声隆隆，形势异常紧张。经过十六七天的抵抗，香港政府被迫向日军投降。
日寇占领香港后没有几天，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就被日军封闭了。日军把看守图书馆的人赶了出去，门外钉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枪杀”等字样。日本人声称要找馆长，当时的馆长是陈君葆。接着，日军宪兵队长平川在香港牛奶公司里面设的“调查班”对陈君葆及馆员刘先生进行长时间的盘问。他们先是用力地将武士刀“啪”一声放在桌面，摆出威吓的姿态，说陈君葆勾通“敌人”，盗卖中国古物。平川硬说那111箱并不是书籍，而是从故宫博物馆运出来的宝物，打算卖给美国。经过长时间的盘问，平川仍不信那111箱里边装的是书，非要陈君葆承认是古物。那天晚上，陈君葆被扣留在万国银行屋顶的一个小房间，关了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日寇平川带了三个“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看那批书。随后，又去找港大副校长施乐诗，盘诘了一个钟头，然后把陈君葆有条件地“释放”，但从此以后每天都要到“调查班”去，早去晚回，不准离开香港。日寇又派兵到冯平山图书馆日夜看守，并要陈君葆与各馆员负责管理由总督部文教课接管了的港大图书馆。
陈君葆当时作了最坏打算，他忍痛把妻儿分别暗中送往澳门和内地，独自留在香港，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看守这批书。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密切地注视着这批宝书的动向。终于在1942年1月底，陈君葆亲眼看到那属于中国的111箱3万册善本古籍被搬离香港大学。到底被运到了哪里？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查究，但陈君葆确信这些古籍是被日军偷盗走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陈君葆立即开始追查这批书的下落，香港各个可能藏书的地方都查遍了，仍未发现这批书。
1946年1月，陈君葆得知有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乃请他留意那111箱书的下落。同年6月终于传来好消息。陈君葆在他的日记中对这一令人惊喜的消息是这样记述的：
1946年6月16日 星期日
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说在东京上野公园发现111箱书籍，叙述很详细，他写道：“同时，除了我自己的书外，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记〕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但最好陈君葆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请为我多谢陈君，并告诉他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文部省，更或由文部省转移至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其时约为1944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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