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
作者：骆亦粟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一坚决行动，我体会，固然与重视廖案及“文化大革命”氛围有关，同时也是如前文提到的对美国大选后的新政府来一个攻势，以压促变这一策略的继续。
戏剧性事件:美大使紧追中国使馆官员
中方的策略看来见效，尼克松决定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接二连三地发出信号。1969年3月中旬，美国务卿罗杰斯在华盛顿发表谈话，对第135次会谈不能按期举行“表示失望和特别遗憾”。7月，美政府宣布取消美国人前往中国旅行的限制，取消对中国非战略物资贸易的限制。随后，尼克松又相继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反对孤立中国的政策，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并称将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以表示小小的友好姿态。尼克松还表示，美中华沙会谈中断，但美任何时候都愿意恢复这种形式的会谈。
与尼克松进行游说差不多同时，苏联与中国因意识形态争论导致的紧张国家关系，出现了某种趋向缓和的迹象。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途经北京机场与周总理会晤。10月，中苏恢复了边界谈判。
在这种背景下，尼克松加快了步伐，和他的智囊基辛格一再敦促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与中国外交人员接触，传递美国愿意恢复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据外电报道，尼克松甚至向美大使下了死命令，要他尽快完成此项任务。
就这样，1969年12月3日晚，在华沙发生了下面叙述的带有戏剧性，但对中美关系松动产生了某种催化作用的场景。
1969年12月3日晚，在华沙科学文化宫大厅举行南斯拉夫时装展示会，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及翻译景志成出席，看到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偕同会谈秘书西蒙斯也在座。散场后，李、景迅速离开会场，想避开美国人。在中美敌对时期，再加上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是很自然的心态。走到楼梯的一半时，他们二位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西蒙斯追上景志成，把斯托塞尔介绍给他。斯托塞尔用不大顺畅的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志成表示将转达后，加快步伐想甩开斯托塞尔。斯托塞尔紧追不舍，在文化宫外广场上追上了景志成，有些气喘吁吁地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与中国进行重要的、具体的会谈。请你把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景志成匆忙表示转达后，急速去找已经走到停车场的李举卿。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广场及街上行人稀少，远处路灯昏暗，显得十分寂静。这个夜景使刚才发生的一切带有浓厚的舞台戏剧色彩。
由于接替陈东担任临时代办的雷阳参赞到任不久，美大使未曾见过，很可能是把李举卿当成了雷阳。几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答问时称：美大使谈话的对象是负责中美会谈事务的“骆先生”，显然又是张冠李戴，阴差阳错了。
第二天即4日傍晚，西蒙斯来电话打到值班室说有急事想同我通话。他在电话中说：受政府委托，想问一下美大使昨晚与中国使馆人员的谈话，是否已经转达。他接着说，昨日的谈话已被人看到，现有记者向美使馆提出问题，我们打算确认，但不透露内容，也不加评论。我问是哪国记者提问，他说是美联社。我请示代办后，根据过去特别是廖案发生后中方的做法，作了带有批评性的简单表态，表示我们保留评论的权利。
使馆将3日晚和4日晚发生的情况先后报国内后，外交部连续来电询问3日晚文化宫广场上发生情况的细节，对使馆补报情况仍不够细致清楚和4日晚对美方电话通知未经请示国内就表态进行了批评，强调今后对美方提出的问题应只允转达，不作任何表示。
国内之所以重视3日晚美大使在文化宫广场通过译员的传话，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党的九大后不久，中央最高层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大局考虑，决定利用时机恢复大使级会谈、改善中美关系，以利于在大三角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是重大的政策策略调整，开始阶段严格保密。当时，大使馆对此尚无所知，对国内如此重视3日晚广场事件不甚理解，受批评后领导及有关同志心情有些紧张，雷阳深感压力很大。使馆领导及时向国内作了检讨。后来听说，1971年周总理会见基辛格时曾幽默地说：如果你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的话，就去交际场合找他们接触。此是后话。
紧锣密鼓：会谈地址、日期尘埃落定
12月8日，使馆接到国内通知，告知国内决定释放1969年2月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被拘留的两名美国公民——鲍德温和唐纳德；同时发来国内拟定的用代办名义为此事写给美大使的信，要使馆派人面交美方联络秘书。这显然是对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军舰做出的反应。我尽快约见西蒙斯，再次由一位同志陪同前往美大使馆。会见在西蒙斯的办公室进行。他看完信后，也像2月我会见斯堪龙一样，外出离开了办公室，肯定也是请示大使去了。他回来后说，很高兴转达信件；接着说：我们大使12月3日同贵馆外交人员的谈话是严肃的，美国重视同中国的意见交流。我表示一定向领导转达。
使馆把交信情况报告国内后的第二天，得到国内复示，其中指出：美大使要求会见我代办，这是美对我做出一系列“和缓”姿态后又一直接试探。在目前形势下，美急于同我对话，看来是为了压苏修，以增强其同苏修争夺的地位……我对美在策略上可适当加以利用。为此，国内决定，我代办可会见美大使，进一步摸清美方意图。
根据国内指示，我于10日上午10时与美会谈秘书西蒙斯通电话，按国内通知的口径将我代办拟于11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大使的建议通知对方，具体会见时间建议安排在下午14时。当天晚上22时西蒙斯来电话说：对不起，现在还不能答复，将在明晨尽可能早的时间答复你们。23时许，已是夜深人静，西蒙斯又来电话告知：美国大使准备11日会见你们代办，地点在中国大使馆，但希望时间由14时改为16时。我请示后表示同意。美使馆的答复显然是经过向华盛顿请示的。双方都是紧锣密鼓，加速步伐，都不愿错过时机。
12月11日，雷阳与斯托塞尔按约定的时间会见。这是大使级会谈停顿近两年以来双方谈判代表的首次接触。中方的任务是听，作准确记录。我担任翻译。斯托塞尔发言，他首先说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已经发表的谈话和声明阐明了我们的信念，接着说没有得到授权现在就需要讨论的问题开始进行会谈。他提出举行第135次会谈日期的建议，同时再次提出会址不在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里维茨宫，而是轮流在两国驻波兰大使馆进行，或者移至另外国家的城市。雷阳表示将尽快地把他的谈话报告政府。关于下次会见问题，双方商定通过双方的联络人员电话相约。
美方提出改变会址，大概是由于担心美中会谈被波兰方面窃听告知苏联。会址虽系技术性问题，但也反映了当时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
我中央领导认为，美大使12月11日的发言，说明美急于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增强其与苏联争夺的地位，并对我直接试探摸底。为利用美苏矛盾，以利于我当前对苏修美帝的斗争，对美方提出继续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可以同意。中央指示可与美大使再会见一次，对美方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做出答复，并就我对中美关系及大使级会谈的立场简单表态。
根据国内指示，雷阳于1970年1月8日与斯托塞尔再次会见。这次会见在美国大使馆进行，这是中国谈判代表第一次进入美使馆。雷阳先发言，表示我们同意美政府提出的关于举行两国代表正式会谈的建议。会谈的时间，中方建议在1月20日。雷阳还表示同意美方关于会谈改在中美两国大使馆轮流进行的建议，中方建议第135次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