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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程（一）
作者：魏加宁
1979年3月，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3月14日，陈云与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对财经工作提出六条指导性意见：
（1）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2）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3）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
（4）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5）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
（6）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3月2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再次肯定了调整方针。他指出，为了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轨道，要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并且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会上，陈云狠批了“新的跃进”，批了冶金部。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提出：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三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在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代表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一是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二是引进工作搞急了；三是工业生产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四是1979年的计划的编制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加大，减免农业税增多，劳动工资方面的开支增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又用了一些钱，这就使财政预算的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100多亿元。因此，对原计划不得不作必要的调整。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
关于调整，李先念提出了十二条原则措施：（1）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2）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出口的增长相适应。（3）在重工业中要突出地加强煤、电、油、运和建筑材料工业的生产建设，以保证其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4）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5）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使建设规模同钢材、水泥、木材、设备和资金的供应可能相适应。（6）引进要循序前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7）我们要多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最可靠、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扩大出口。（8）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9）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好劳动力安排问题。（10）必须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11）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12）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此外，李先念还专门讲述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由于从发现问题到统一认识、下决心解决问题通常要有一定的时滞；统一认识之后到政策制定又会存在一定的时滞；而政策制定到实施也会有一定的时滞；政策实施以后等到发挥作用又需要一定的时滞，所以尽管这次经济过热问题发现得还算比较早，但是经济过热的势头还是发展了一段时间。在前两年紧缩效果不够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为加大紧缩力度，国务院于1981年1月29日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作出八条规定：（1）严格信贷管理，坚持信贷收支平衡，切实保证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2）重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的原则，严格禁止把银行信贷资金移作财政性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所有企业不得用银行贷款弥补亏损。（3）管紧用好贷款，促进企业调整。凡是国家决定停建缓建的建设项目，生产有关设备的企业，要立即停止生产，银行要停止有关贷款。（4）压缩物资库存和商品库存，减少流动资金占用。（5）重申信用集中于银行的原则。一切信贷活动必须由银行统一办理，任何地方和单位不许自办金融机构，不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不许自行贷款搞基本建设。（6）实行利率统一管理、区别对待的政策。（7）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8）努力增加生产，搞活流通，切实抓好货币回笼。
总的来看，在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调整中，紧缩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2）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3）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存款，并向企业强行推销国库券48亿元。
在上述政策措施的作用下，通货膨胀率从1981年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达到谷底。对外贸易也由赤字转为盈余。
这次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而调整的方法仍然是依靠计划手段，甚至在紧缩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反而有所强化，因此只能说是计划调整，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当时甚至连什么叫做宏观调控都还不知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等方面存在问题，于是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小组、技术引进研究小组，还在于光远的提议下成立了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
四个研究小组成立之后，不仅抽调了各相关部委的政府官员，而且还组织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首次对国内外相关经济情况作了大规模的集中调研。其中，以马洪、孙尚清为首的经济结构研究小组，在大量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下册，马洪、孙尚清主编）一书，将调研成果予以公开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国外经济学家称之为“（新）中国第一部用数字说话的经济类著作”。
为了彻底解决管理体制问题，1980年在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解散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时，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被保留下来，成为财经领导小组的体制改革办公室，后演变成为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央高层的主要注意力也从眼前的经济调整逐渐转向长远发展规划和体制改革方面。此外，为了加强决策的科学化，防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国务院还先后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任总干事，马洪任副总干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任总干事、孙尚清任副总干事）以及价格研究中心（薛暮桥任总干事，为测算价格改革方案而设），并于1985年合并成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此次波动基本上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但已经开始的具有某些由经济改革利益格局变动带来的特点，因此人们把它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经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