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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程（一）
作者：魏加宁
80年代中后期：宏观调控摇摆不定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了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一战略目标，最初是邓小平受日本经验的启发而提出来的，并在十二大上得到确认。
当时提出的具体增长目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起初，一些人对此目标表示怀疑，理由之一是所谓“基数太大”，难以实现。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带病撰写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和各方面的广泛认可。人们渐渐认识到，“翻两番”是有可能的。
按照原定计划，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前10年是打基础，后10年实现腾飞。但是到1984年上半年，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三年调整的任务也已经接近完成；当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扭转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回潮倾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于是，人心大振，许多人以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加快发展了。
在当时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各地开始为“翻两番”而大干快上，经济过热的苗头随之再次显现。当时恰逢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又有人提倡“能挣会花”，于是，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纷纷突击提高工资、乱发奖金和服装等消费品，为已经过热的经济形势火上加油。
再加上随着金融改革，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关系从分配关系转变为信贷关系，而当时的专业银行体制存在着吃“大锅饭”的毛病，即“存款向上交、贷款向上要”，而中央银行给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又是以上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于是，新独立或新成立的各家银行之间也纷纷出现竞争性放贷、送贷上门、人为扩大基数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货币供给的迅速增加，通货膨胀率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明显上升。
1984年12月，当时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组成了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向中央提交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建议中央采取加强宏观控制的措施，稳定经济，以保证十二届三中全会预定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出台。
起初，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赞成加强宏观调控的主张，从1985年上半年，国务院连续召开了三次省长会议，要求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虽然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矛盾，具体措施一时难以落实。与此同时，信贷和工资总额的失控，使得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出现“双膨胀”现象，“双紧”政策收效不大，导致198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出现了“超高速”增长。
1985年9月初，“巴山轮会议”召开。有人称，这次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研讨会，使得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搞懂了什么叫做“宏观调控”。会上，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简报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并建议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巴山轮会议”的讨论，也促使中国高层领导坚定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信念。
在1985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
会后，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了信贷紧缩力度，到第四季度，信贷失控状态基本上扭转过来，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至10.2％。
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并陆续完成，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由于信贷资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紧缺。受此影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开始显著下降：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只增长了4.4％，2月甚至出现GDP的零增长。
当时，薛暮桥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现象只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失措。但是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并且叫得很厉害。同时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者也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是“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于是，赵紫阳在控制通货膨胀问题上开始发生动摇。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从1986年第二季度起，中央银行重新开始大幅度放松货币信贷投放。结果，经济尚未“软着陆”却又“硬起飞”。
1987年4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当前经济形势时，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汇报，引起赵紫阳大发雷霆，并当着各部委领导的面，把马洪狠批了一通。
1988年的“中央1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在这种人为的乐观气氛之下，到1988年中期，M1（狭义货币供应量）和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33％和29％。
1988年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的五年中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定的高层会议上，与会的经济学家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了“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他们的主要根据是：（1）1987年第四季度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在向其他领域扩散。（2）交通、生产资料供应的“瓶颈制约”日趋严重。（3）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4）4月份的储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5）更重要的是，由于计划部门的价格控制，使得相当一部分通货膨胀呈隐性化态势。
此外，薛暮桥、刘国光、马宾等经济学家也纷纷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反对通货膨胀。
然而，这时的赵紫阳已经听不进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见。他害怕增长速度下降，更喜欢听“拉美国家的故事”。
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下半年的事态果然朝着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同比攀升至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而倒买倒卖计划分配物资和外汇额度及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加剧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得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甚至酿成政治的不稳定。
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谈话，表示接受经济学家们对他的批评，并承认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当时薛暮桥还不依不饶地追了一句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三年”。
虽然赵紫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时已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形势出现不稳，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改革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经济学界一般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数据将1984年的经济过热和1988年的经济过热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周期，但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将两个周期合并起来一起分析似乎更具完整性，更能说明这轮宏观调控的整个过程和调控失败的原因。（责任编辑刘荣刚）